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家里穷，靠种地和烤酒维持生计。他早年就上手这些活计，学着处理原料和操作设备，积累了些基本经验。1955年，他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人事科长，负责人员安排和档案管理，工作琐碎但稳当。1959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那段日子主要干体力活，改造持续多年，直到1979年51岁时调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当时工厂亏损严重，设备落后，产量低迷。他从调整生产班次入手，把三班倒改成两班，每班11小时，还留时间维修机器，提高效率。 引进国外设备是褚时健的关键一步，1981年从英国买进新型卷烟机，提升了生产质量。他还请美国专家指导烟叶种植，教农民选种和施肥方法，逐步改善原料供应。这些措施见效快，到1987年，工厂利税达到7.63亿元，比前一年增长近一半。他继续推动扩张，将玉溪卷烟厂建成红塔集团，成为亚洲最大烟草企业，累计上缴利税上千亿元。红塔山品牌全国闻名，他的管理注重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在烟草行业留下深远影响。但这些成就也伴随争议，尤其在分配制度上。 1998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褚时健案，这案子因他过去地位而备受关注，被称作世纪审判。公诉方指控他贪污355万美元，合人民币2874万元，加上其他款项，总额巨大。他的律师马军在庭上提出三个问题：企业领导为什么能被随意调换，企业家地位是否得到认可，劳动价值怎么体现。马军辩称，在计划经济转市场经济过程中，新旧体制冲突激烈，褚时健按市场规则办事，责任不能全由他一人扛。如果分配制度早点适应市场，或许能避免类似问题。 马军还用富庙穷方丈比喻，指出褚时健贡献大，但年收入低，不如歌星一场演出挣得多。判决需考虑时代背景，既保住性命也算付出代价。褚时健对大部分指控否认，只承认违规收入400万元是17年累计多发奖金。1999年1月9日，法院判他贪污罪成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他没上诉，接受结果。这案子反映出国企高管在改革中的困境，引发社会对分配公平的讨论。 判决后，褚时健入狱服刑，到2002年因糖尿病和心脏病获保外就医，那时74岁，一无所有。靠新加坡华侨资助，他和妻子承包哀牢山2400亩荒山，开始种冰糖橙。起初规模小，他研究土壤和灌溉，引进滴灌系统，控制成本。2003年果园扩到2400亩，坚持每季修枝，确保品质。2007年还清借款，橙子销量渐增，通过电商平台推广，全国知名。 褚橙发展到几万亩，2018年产量1.5万吨，销售额过亿。他管理强调开源节流，遇问题就解决，比如缺水时挖渠引流。晚年他专注果园，不愿多提过去，橙子成为他二次创业的标志。2019年3月5日，他去世，享年91岁，留下一生起伏轨迹。这经历让人看到坚持的价值，但也提醒分配问题在改革中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