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得水，开国大校，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春季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于作海，1906年5月22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洛格庄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现属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洛格庄村】。 1906年，于得水出生于山东文登的一个小村庄，叫洛格庄，那个地方不大，地少人穷，吃饱饭算是天大的事，他家就是村里最靠后的几户，屋檐常年吊着风干的玉米棒子，墙上挂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他从小上不起学，拿锄头的时间远比拿书本的多。 人一饿，就认清得早，他没指望什么改变命运的机缘，更没幻想过什么人生翻盘，他认准了，脚下这点地盘，谁能撑得久，谁就活得下去。 十八岁那年，他忽然离家出去学武了，没有像样的告别，也没人真指望他能变个什么人物回来。 可几年之后他再回村，腰杆笔直，目光凌厉，能空手把石碾子撬起来，村里小混混不敢惹他，连地痞流氓都学会打招呼时把烟藏起来。 那时候他不靠拳头吃饭，却总是替人出头，谁家孩子被压工分了，谁家姑娘被调戏了，他一出面，就平事了，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他身上有一股子硬气，是那种打不弯也拧不转的骨头。 1931年前后，胶东一带的风开始变了，老百姓嘴上不敢说话，但心里早窝着火，他跟人跑了一趟掖县，那次回来后，他就不一样了，他变得沉着，更安静了，眼里多了点主意。 1933年，他成为了正式的中共党员，村里人那时候不懂“党”是啥，只知道他变得更忙了，有时半夜回来，身上都是泥。 他从不解释，也没人敢问，只知道，谁家缺柴，他送；谁家挨收租，他出头，渐渐地，那些早年跟他练武的几个兄弟也都跟着一起走了。 1935年，胶东发生了一场叫“一一四暴动”的事，他是东路三大队的大队长。 那年冬天冷得厉害，雪封了村道，暴动没成，他带着二十来个人跑进昆嵛山。说是跑，其实是退路被断，只能进山自保。 他没退缩，反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日奔波在密林和山道间，他懂山，也信人，他和王亮带着两个大队合并，成立了红军游击队。他是队长，肩上挑着两百多号人的命。 昆嵛山那地方不高不险，可最适合打游击，白天埋伏，晚上转移，饿了啃树皮，渴了喝雪水，装备不成气候，有些人还拿着大刀长矛，但士气不差，他最信的不是枪，而是人心，他说话总是简短：“跟着我，打出个活路。”就这一句，竟然把队伍带出了名堂。 1937年天福山起义爆发，他的队伍成了主力之一，那时已是五六十人，三十多条枪，能打的都有战斗力。 他们一仗一仗把根据地打下来，靠的不是粮草，不是电台，而是一股死拼的劲儿。 他后来成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5支队的63团团长，从此在胶东的地位就稳了。 那些年他也没闲过，带兵收复威海、牟平、福山，还参与了烟台的战斗，每打下一块地盘，他都要走遍村头巷尾，把百姓组织起来，建民兵，送伤员，分田地，哪怕只有三天也要干三天活。 可战争总有一天会打完，到了1949年，他被调到浙江军区做第六军分区的司令员，不久之后，又被派到浙江军区后勤部，再后来，就是安徽民政厅副厅长。 这一路看起来步步升，其实走着走着就离了主战场，他成了体制里的人，成了不会再举枪的人，他不吭声，也从不争，他的军功，他自己知道；谁记得，不记得，他从不计较。 1955年，部队评衔，他那批战友，像李丙令、刘中华、张玉华，都是开国少将，他没有，他只被授予大校。 63团的团长，没进将星的名单，这件事很多人觉得委屈，觉得不公，但他不吭气，有人暗里替他说话，说他当年怎么怎么苦，功劳怎么怎么大，他听完点点头，没说一句。 他早脱离野战系统，那时候职级也不是最高，调动也频繁。有时是团长，有时是副营长，后来又调到后勤系统，评衔不是单靠功劳算账，它还有指标、序列、结构、级别……这一套套，打仗的人是摸不清的，他心里可能明白，但从没争过，他吃惯了窝头咸菜，不指望穿将军袍的那一天。 他身边人都知道，他不是怕名利，他是真的看轻了，他见得多了，战友倒下的样子，百姓哭天抢地的声音，自己差点死在山洞里的那次，他说，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奖赏，他说这些的时候没什么情绪，只是低头系鞋带，好像说的是别人。 可命运并没有就此收手。1961年他转业，去了安徽，安静地做事，规规矩矩，可1967年那场风暴来得太猛，太快，他没能躲过，被人打成“问题干部”，关了进去，关押期间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孤身一人，没有平反，没有告别。 他那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满头白发，瘦得像只老鹰，他不是第一次面对生死，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战场，不是敌人。 他一直是个不吭声的人，直到最后也没留下只言片语，他的死几乎没人知道，骨灰送去的那天，连个标志都没有。 直到1979年2月19日他才被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