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一九八四年秋，一名84岁高龄的女士来到北京一家政府服务台，镇定地说要捐钱。 工作人员看着那份文件，上面显示的二十四亿元，全都惊呆了。 在月入仅有数十元的时代，此乃一笔天文数字。 这位老太太叫耿维馥，当时只是胡同里一名普通的清洁工。 而这笔巨款，牵扯出的是她与前夫赵欣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及一段横跨半个世纪的道德抉择。 故事需从上世纪20年代的宁波讲起。 那时的耿维馥还是个16岁的富家小姐，在一次宴会上，她遇见了赵欣伯。 赵欣伯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学功底深厚，谈吐不凡，眼神里也藏不住野心。 耿维馥分明知晓他已组建家庭，却仍旧怦然心动。 几年后，赵欣伯的妻子病故，耿维馥便不顾家人反对，改名“耿碧琰”，嫁给了这个她认定能托付一生的人。 结婚后，她与赵欣伯一同前往日本。 赵欣伯入读东京帝国大学，且成为该校首位中国籍法律博士。 回国以后，他的仕途步步高升，先后给张作霖当过律师，后来是东北法律学会主席，家里高朋满座，风光无限。 而这般辉煌却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戛然而止。 面对日本侵略，赵欣伯的选择让耿维馥彻底心寒。 这位法学博士，选择把一身所学押在侵略者身上，出任伪奉天市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耿维馥无法苟同丈夫的卖国行径。 1931年一个寒夜，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决绝地离开了沈阳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 从此，她改回原名耿维馥，与赵欣伯断绝了一切关系。 曾经的富家小姐，在北京的胡同里隐姓埋名，成了一名清洁工。 那双弹钢琴的手磨出了厚茧，餐桌上的山珍海味变成了清粥咸菜。 生活虽苦，但她内心坦荡，并时常教育孩子：“做人要正，哪怕穷一辈子。” 另一边，赵欣伯的结局并不光彩。 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因汉奸罪被捕入狱，1951年在狱中病逝。 而他用妻子“赵碧琰”名义在海外购置的大量地产和珠宝，却在他死后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这笔资产在当时估值高达30亿人民币，日本方面声称，若无人认领，将收归其国有。 这笔“脏钱”，耿维馥本不愿沾染分毫。 可国家侨务部门找到了她，向她说明，这不仅是个人财产，追回它，更是保护国家资产不外流的责任。 此句话，让她毅然决然地下定了决心。 接下来的遗产争夺战，是一场跨国马拉松。 官司一打便是二十载。 其间，东南亚多地冒出假的“赵碧琰”企图分一杯羹，过程愈发艰难。 为了证明自己，耿维馥翻出尘封的结婚证与信件，请来年迈的老邻居作证。 她一次次往返于中日之间，青丝熬成白发。 在东京的法庭上，这位身形佝偻的老人拄着拐杖，面对日本律师的质问，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这钱，是中国的。” 1984年，她终获胜利。这笔高达30亿的巨额遗产，尽数归于她的名下。 可谁都没想到，耿维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政府接待处，将其中24亿捐给了国家。 她平静地说：“这钱不该留在我手里，归国家才对。” 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彼时，此笔款项近乎占据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耿维馥却谢绝了所有采访，回到了她的小院，继续过着清茶淡饭的日子。 她的子孙曾劝她留些钱给后代，她却坚决摇头：“这钱来路不正，留着是祸。” 1990年，耿维馥安详离世，享年90岁。 她的葬礼一如她的生活，低调而平静。 后来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封她早年写下的信，里面只有一句话：“人活一世，求个心安。” 赵欣伯用学识和地位换来财富与骂名，最终凄凉收场。 耿维馥却用半生的清贫和坚守，将一笔“带罪的遗产”净化，还给了国家和人民。 她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证明了，在这个以钱为尊的年代，有一些东西，的确要比金钱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