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战士李陶雄中枪牺牲，然而就在安葬途中，尸体竟然两次掉落，这瞬间让护士

1984年，战士李陶雄中枪牺牲，然而就在安葬途中，尸体竟然两次掉落，这瞬间让护士感到不对劲，当她打开棺袋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不已

1984年春天，云南方向的老山还在浓烟滚滚。 而在地图上不那么起眼的一座山头——“扣茅山”，几百名中国士兵正悄悄潜伏着。 广西独立师54267部队，那是一支在边境线上打了多年硬仗的队伍。这次，他们被派去执行的是一种“拔点作战”。简单说，就是要去把敌人扎在某个高地上的阵地拔掉，不求全面推进，就要在点上打出血、打出声势。 上面有命令，老山主战场的压力太大，得有人从侧翼“分一波火”，扣茅山的任务，就是干这个。 李陶雄当时是3连5班的班长，瘦高个，说话不多，但干活利索。 这个班被编进了突击小队，前头开路。他们要做的事，不只是往山上冲那么简单，而是要先摸过去，潜伏、排雷、探哨，然后配合大部队完成前后夹击。 扣茅山难打，因为地势比老山还刁钻。 敌军在山腰修了环形公路，暗堡一个接一个，躲在里面像地鼠一样，打完就缩回来，外人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 而中国士兵只能靠步枪、手榴弹、地雷探测器，在丛林和陡坡里硬蹭着往上爬。 李陶雄带着一小队人，在山脚下的密林里待了整整十天。 他们不敢生火，不敢说话，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就这么趴在树根下，盯着前方一个个黑洞一样的掩体。 敌人哨兵走一步，他们就蹲一夜，连拉尿都不敢直着站。 后来还真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李陶雄扮成受伤的越军，混进了一波本地村民送水的队伍里，活活骗过去的。 回头炮一打，阵地炸成碎片。 那场战斗最猛的时候是在5月7日以后，部队拿下了7号高地，但拿下不代表安全。敌人知道这是关键点，回头就杀回来。 部队轮番顶着打，子弹一箱箱搬，后来连刺刀都准备好了。 李陶雄本来刚从侦察任务回来，还没喘过气，又冲了上去。 他说过一句话：“班里没我不好交代。”于是他抱着机枪，上了阵地正前方。 炮弹落下来的时候，他刚刚扫空一个弹夹，整个人被炸飞，埋进了松动的土堆里。 等战友把他扒出来时，全身都是血，脸都看不出原样了。 他被立刻送到前线的简易医疗所，昏迷了整整七个小时，医生做了心电监测，摇头，说完“牺牲”两个字。 他被当成烈士处理了。 当时前线根本顾不上长时间停留，医疗所送走一位战士的“遗体”，下一位伤员就会被抬进来。 人力紧张，场面混乱，一些判断也只能靠经验和肉眼。 李陶雄就这么被装进了棺袋。 抬他的，是一位护士和两个年轻士兵。护士叫郑英，湖南人，二十出头。 她当时刚从内地调上前线不到半年，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阵亡”的战士，心里也发怵。 可就是她，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救了一个人的命。 他们试了两次把棺袋抬上车，但袋子都滑落了。 不是简单的滑动，而是那种“像里面的人突然动了一下”的滑落。 郑英有点不放心，蹲下来重新检查遗体。她照着部队流程伸手去合死者的眼睛，可李陶雄的眼睛怎么也合不上。 她又摸了摸他的胸口，冷静地贴近去听了听，什么也没听到。 但她没有死心，又摸了脉搏，又看了皮肤的颜色。 “他还热。”这是她说的原话。郑英立马让战士们把他重新抬进急救间，不等医生发话，直接插上输液管、输血管，喊人帮忙按胸、人工呼吸。 一边动手，一边嘀咕：“这不是死，这是假死，血流干了，心停了，但人没走。” 医生进来时，看见“遗体”又出现在病床上，愣了一下。 但看到郑英手脚麻利，血袋已经换了第二瓶，也就没多问，转头开始配药。 他们给他输了整整2500cc的血，接近普通人一半的总血量。 到早上八点四十，他的眼皮动了，呼吸开始有了起伏，仪器上显示出了极其微弱的心率。 这一天，是1984年5月10日。距离他被宣布“牺牲”，不过七个小时。 抢救是成功了，但这只是一个更漫长的开始。 李陶雄那时伤得极重，身上大小弹片加起来有170多块，有的扎在肩胛骨里，有的卡在肺叶边缘，有的甚至嵌入颅骨。 他被紧急送往广西军区303医院，途中还遇到一场生死大事。 李陶雄昏迷了78天。醒来的时候，天花板是白的，光线是柔的，他却开口问了一句：“战斗结果怎么样了？” 护士说他刚睁开眼时还以为自己在山上。 他一直以为还在7号高地的战壕边上，嘴里念叨的是弹夹和撤火号令。 司令员李新良亲自来看他，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你们守住了。” 那一刻，这个从棺袋里活过来的人，终于松了口气。 他的父母，那时还在湖南乡下种地，接到部队的电报后先是哭了一个月，觉得人走了。两个月后，又接到电话说儿子还活着，老两口一路转车赶来，见到他的时候，腿都站不稳。 后来李陶雄一共做了40多次大手术，80多次小手术，身上的弹片取出了一百多块。还有几十块取不出来，留在体内，隔几年就闹腾一次。他的神经受到影响，视力下降，每到4月、5月换季的时候头疼得厉害。 他从来不讲这些。他说：“都熬过来了，还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