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的一天，儿科医生张金哲痛苦地割开女儿后背溃烂处，黑乎乎的血块流出，他赶紧清理干净，再用力挤出血块再清理，一遍又一遍，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他祈祷奇迹发生..... 张金哲那时候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儿科医生，日子过得紧巴巴，医疗条件也差得要命。 女儿患的是急性骨髓炎，后背肿得像个馒头，皮肤都溃烂发黑了。那会儿青霉素是“稀罕物”，医院仓库里只剩两支，还得留给“重要人物”用。张金哲跑遍了北京城的药房，腿都跑细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 同事劝他“送协和试试”，他红着眼摇头：“协和的床位早满了，等排到号，孩子早没了。” 他是医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喊着“爸爸疼”，心像被钳子夹住似的。 没办法，他只能自己动手。家里的饭桌当手术台，用煮沸的白酒消毒手术刀，妻子在旁边举着煤油灯，手都在抖。割开溃烂处的瞬间，恶臭扑鼻而来，黑乎乎的脓血涌出来，混着碎骨碴。张金哲咬着牙清理，手指被划破了也没察觉，只是反复念叨：“别怕，爸爸在。” 女儿疼得尖叫，抓着他的胳膊咬出深深的牙印，他硬是没躲——后来他总说，那牙印比手术刀划的还疼，疼在心里。 其实张金哲早不是普通儿科医生。他从燕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学英国学过外科，回国后专攻小儿疾病，见过太多孩子因为缺医少药夭折。可轮到自己女儿，他才真正尝到“无力”的滋味。清理完伤口，他用粗布蘸着盐水给女儿包扎，夜里就守在床边，每隔一小时量一次体温，体温表上的刻度，比任何病历都让他揪心。 奇迹还真让他等来了。半个月后，女儿的烧退了，后背的伤口开始收口。那天早上，女儿虚弱地说“想喝粥”，张金哲跑到胡同口的粥铺，买了碗热粥，一勺勺喂她，眼泪掉进粥里，他赶紧擦掉：“快吃，吃完爸爸带你看鸽子。” 他心里清楚，这不是奇迹，是自己一遍遍清理伤口、硬生生把感染压下去的——那些天，他把所有休息时间都用来查资料，从旧医学杂志里翻出“持续引流”的土办法，用竹筒做引流管，每天亲手换药，手指泡在药水里，脱了一层皮。 这事成了张金哲心里的刺，也成了他后来的动力。1950年，他在北大医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病房，特意把病房弄得像家，墙上画着卡通画，护士站备着糖果。 有次遇到患骨髓炎的穷人家孩子，他掏出自己的工资买抗生素，跟护士说：“我闺女当年没这条件，这些孩子不能再遭罪。” 他还琢磨着改进手术器械，把成人手术刀改小，适合孩子纤细的血管，有人笑他“瞎折腾”，他说：“孩子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得有专门的规矩。”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为女儿亲手清创的医生，后来成了中国小儿外科的奠基人。他首创的“张氏钳”，至今还是小儿疝气手术的常用器械；他编写的《小儿外科学》，培养了几代儿科医生。 晚年接受采访时，他看着办公室里女儿送的画，画里是个举着手术刀的医生，旁边写着“爸爸是超人”，突然红了眼眶：“我哪是超人，当年连女儿的病都差点治不好。” 他总说，医生的软肋和铠甲，往往是同一个人。为女儿治病的痛，让他懂了家长的心——每个哭闹的孩子背后，都是揪着心的父母；也让他更坚定，要让更多孩子能被好好医治，不用再像他女儿那样，只能靠父亲的手硬扛。 那些在简陋条件下的坚持，那些混合着泪水和脓血的清创，终究化作了后来小儿外科病房里的灯光，亮了七十多年。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当年连一支青霉素都稀缺的年代，有位父亲兼医生，用最原始的办法，一边疼得掉泪，一边硬撑着救女儿，还想着“不能让别的孩子再这样”。这份从个人痛苦里生发出的职业担当，或许比任何奖杯都更能说明“医者仁心”的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