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沁水，男子在结婚当日，一位宾客于婚宴上饮酒过量致醉。婚宴结束后，该宾客又骑摩托车离去，不料在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宾客家属得知后，悲痛万分，觉得男子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于是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院，索赔319162.49元，如何评价此案？ （信源：山西省沁水县人民法院 2024-4-11） 一场喜宴，本是见证新人幸福的时刻，可谁也没料到会以悲剧告终。 据起诉书中载明，事发当日，男子闫某骑车前往酒店参加王先生的婚礼。 宴席上，闫某喝了许多酒，散席时醉得都站不稳了，根本无法自行驾车回家。 而身为婚宴组织者的王先生，看着醉醺醺的闫某，既未劝阻其别开车，也未安排人送他回去，就任由他骑着那辆二轮摩托离去。 结果没走多远，意外便发生了——闫某的摩托车撞上了路边停放的一辆小客车。 虽然事后闫某被送往医院救治，但最终还是未能抢救过来。 闫某的家属对此悲痛不已，他们计算了损失，认为闫某出事所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加起来总计有106万余元。 他们认为，王先生作为主家，明知闫某喝多了，却未对其尽到照顾和安全保障的义务，才致使他酒后驾车发生意外，故王先生理应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即以319162.49元为宜。 对此，王先生不认同闫某家属的说法，并提出了反驳意见： 1、当时，自己并未明确邀请闫某参加婚宴，对其出席并不知情，更没有与其饮酒、劝酒，也不清楚其是否饮酒以及饮酒的程度，对方仅凭推断认定被告有过错，毫无事实依据。 2、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过错。自己结婚，按照风俗习惯举办婚宴并提供酒水是正常之举，并没有纵容宾客饮酒的意思。 3、婚宴当日宾客众多，作为组织者，闫某又不是和自己同桌饮酒之人，在事务繁杂、人员众多的场合，要求自己清楚知晓每个人的饮酒情况，实在是强人所难，过于苛刻。 4、闫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其生活常识，应当预见酒后驾车会产生的危险。 并且在事发当日，自己已经联系了公交车接送宾客。闫某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安全的方式回家。 然而，他仍然酒后驾车且未戴安全头盔，严重违反交通规定，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相关责任应当自行承担。 对此，有人说：“这新郎也太不负责任了！宾客都醉成那样了还让他自己骑车，这是办喜宴还是办‘鸿门宴’啊？明知道喝酒不能开车，好歹拦一下或者找个人送送吧，这心也太大了，不赔钱都说不过去！” 也有人说：“这是闫某自作自受！都成年人了，难道不知道喝酒不能骑车？自己作死怪谁？新郎办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哪能顾得过来所有人？总不能让新郎把每个喝了酒的都绑回家吧？纯粹是想讹钱！” 还有人认为：“现在的人就是矫情，喝多了出事就怪东家，那要是在自家喝酒出事，是不是还得怪酒厂？说白了就是想找个冤大头赔钱，真要讲责任，死者自己占九成九！”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应作何评价此案呢？ 1、闫某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人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闫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但他明知酒后驾车有危险，却仍然选择醉酒驾驶摩托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交通管理规定，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2、王先生作为婚宴组织者，对醉酒后的宾客负有安全注意和保障义务。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王先生虽然在事发当日事务繁忙，但对于醉酒的宾客，应当安排专人进行照顾并保障人身安全。 然而，闫某喝多了酒，却没人劝阻他别开车，也没有安排人送他回家，王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对闫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至于最后的责任比例划分，院方会根据双方各自过错的程度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3、当然，就本案而言，闫某和王先生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 由王先生一方向闫某家属支付10000元，双方就此息诉。 一场喜庆的婚宴，原本是主家为答谢宾客的祝福，却偏偏因为闫某饮酒无度，酒后又醉驾，最后演变成这般令人惋惜的局面。 虽说他意外离世确实让人心里难受，但这种毫无分寸的做法，实在不值得效仿。 宴席之上，主人要招呼满堂宾客，本就难以周全。 作为赴宴的客人，更应当把握好饮酒的尺度，量力而行。 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能避免给主人平添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你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