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主政江苏，建议人大会议领袖像改挂国徽
南京长江大桥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座大桥不仅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同时也承载着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座桥梁的建设意义不仅限于工程技术，它被视为一种国家自立的象征，因而被称为“争气桥”。桥梁的建设总指挥是著名将军书法家彭勃，他曾担任江苏省军区政委，而常务副指挥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彭冲。 彭冲的革命生涯起步于他19岁那年，当时正是土地革命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央红军遭遇重创，不得不从南方撤离，向北转移。随着反动派的反扑，红军在湘赣闽地区的余部被严厉围剿，许多战士死伤，数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被迫解散，红军的党员干部纷纷转入地下活动，避免遭到进一步的打击和报复。 彭冲在这一时期也未能幸免。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加入了一个剧团，四处巡演。在台前幕后，他悄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希望借此方式继续推动革命事业。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彭冲才结束了长期的地下生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联合其他同志在漳州建立了左翼团体，广泛动员老百姓参与到后勤支援工作中，帮助新四军抗击日寇。 1939年，彭冲被调入新四军的第二支队，负责政工工作。就在同年3月，蒋介石无法忍受摩擦的情绪，授意驻扎在皖南的国民党军主动进犯新四军根据地。彭冲及时察觉到这一威胁，迅速组织一个连的战士进行阻击，并向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出了预警。
1988年春，人民大会堂内灯光通明。在庄严肃穆的主会场里，金色的国徽高悬在正前方的红墙上，熠熠生辉。这面国徽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而它能够在这里取代领袖像成为国家权力机关最重要会议场所的精神象征，源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同志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重要建议。 早在1978年，彭冲同志在参加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便开始思考关于会场布置的问题。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老干部，他深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既然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平台，那么会场的布置就应当充分体现国家的威严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一次与其他人大代表的交流中，有代表谈到国外议会的会场布置时，彭冲格外留心。他注意到许多国家的议会大厅都会悬挂国徽，这种做法既庄重又能彰显国家主权。经过深入思考，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报告，提出在人大会议期间，会场正面应当悬挂国徽。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这个看似简单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彭冲同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国徽作为国家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最适合悬挂在代表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会场正中央。这一建议的实施，为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彭冲承担了新的任务。他被党组织派往福建，担任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及龙溪地委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肩负着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事实证明，彭冲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创新精神，成功地推动了华东地区及福建省的稳定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经济逐步恢复，这些成就得以实现，离不开彭冲的努力与领导。 1954年，彭冲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随即兼任市长和市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这段时期，他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工作到很晚。无论是江苏的工业建设，还是南京的环境绿化，彭冲都亲力亲为，深入一线，确保每项工作都落到实处。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南京的环境日益优美，绿树成荫，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1月16日，彭冲回到故乡漳州，参加了“漳州·中国水仙花节”，亲身感受家乡近年来的发展变化。虽然漳州市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自来水设施建设方面仍然滞后，许多公共场所，包括宾馆和会场，都常常面临断水的困境，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面对这一问题，彭冲认为，解决漳州市的饮水问题，筹建自来水厂是刻不容缓的任务。然而，漳州市政府当时财力有限，难以承担自来水厂建设的费用。 听闻此事后，彭冲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提出：“没有钱不要紧，也不是大问题。要善于开动脑筋，解放思想，没钱的话可以去找别人借贷。”怀着为民生着想的责任感，彭冲积极行动起来，联系国家外经贸部相关人员，并亲自担任中间人，促成漳州市政府与西班牙银行的500万美元借贷协议。这一举措标志着福建省第一次通过外资借款兴建市政工程，也为后来的类似项目树立了榜样。自来水厂建成后，漳州市民至今仍然受益于这一德政。 彭冲的亲属，尤其是他的儿子许海容，至今记得父亲的温和与亲切。许海容回忆道，自己从未看到父亲批评或训斥过他人，即使是儿子犯了错，彭冲也总是以理服人，耐心教育。彭冲的亲和力和为人处事的风格，赢得了周围人的尊敬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