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一老师去康定支教,他在上面喊得嗓子都哑了,孩子们却在下面交头接耳,气得他跪地大哭:“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能好好学习吗?” 而就是这一跪,竟改变了孩子们的一生。 胡忠跪在讲台前的那一刻,木屋里的喧闹突然凝固了。八十多个穿着补丁藏装的孩子,看着这个刚从重庆来的老师,膝盖磕在冻裂的木板上,眼泪混着高原的风沙往下掉。 最调皮的扎西攥着手里的泥块,突然把它塞进了袖管 —— 那是他准备扔向黑板的 “玩具”。 这之前,胡忠已经在海拔 3800 米的塔公乡熬了三个月。他还记得 2000 年国庆在牧区遇见的放牛娃,脸蛋冻得通红,说 “学校锁着门,老师跑光了”。 那时他在重庆教化学,住着单位分的房子,妻子谢晓君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怀里抱着刚满三岁的女儿,日子像温水煮茶,安稳得能看见头。 可那句 “老师跑光了”,像根冰锥扎在他心上,回重庆后,他总梦见废弃校舍里裂成三瓣的黑板。 2001 年开春,他真的辞了职,扛着两箱方便面坐了两天大巴。西康福利学校刚盖起几间木屋,收留的都是孤儿和特困生。 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 “1+1=2”,底下的孩子却在追逐打闹,有人把糌粑面撒向同学,有人用藏语大声说笑。 他扯着嗓子教普通话,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撞得支离破碎,最后只剩下沙哑的气音。 那天的导火索是一道算术题。他讲了五遍 “3 乘 4 等于 12”,可抽查时,十个孩子有九个摇头。 后排突然传来笑声,一个男孩举着羊骨在座位上模仿骑马。胡忠的火气 “噌” 地窜上来,刚要发作,却看见孩子们眼里的茫然。 他们大多没上过学,听不懂复杂的汉语,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 “没用的数字”。 膝盖落地的声响,让整个教室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我知道你们想放牛、想挖虫草,” 胡忠的声音带着哭腔。 “可学会算数,你们才能知道虫草卖得贵不贵;学会写字,才能给远方的亲戚寄信。” 他从怀里掏出几张照片,是重庆的学校、图书馆,还有女儿背着书包的样子,“我女儿能有的,我也想让你们有。” 扎西后来在日记里画了这一幕:一个跪着的小人,周围是一群低着头的小不点。 那天下午,孩子们主动把藏在课桌下的石子、羊骨都掏了出来,堆在讲台边。 胡忠看着那堆 “宝贝”,突然笑了,从包里摸出带来的水果糖,每人发了一颗。 糖纸在阳光下闪着光,有个小姑娘把糖纸抚平,小心翼翼地夹进了课本 —— 那是她拥有的第一本书。 改变是悄无声息的。胡忠发现孩子们听不懂普通话,就每天晚上跟着藏语好的学生学单词。 把课文翻译成藏汉对照的版本;没有教具,他就用晒干的青稞粒教加减法,用冻在室外的冰块讲几何。 2003 年冬天,谢晓君真的带着七岁的女儿来了,她把音乐学院的专业书换成了小学课本,白天教语文,晚上在煤油灯下给孩子们缝棉衣。 有次女儿发烧,她却把唯一的棉被裹在了咳嗽的孤儿身上,自己抱着女儿在炉边坐了一夜。 学校的糌粑快吃完时,胡忠会骑着马跑三十里地去牧民家借粮。牧民们总会多塞给他一块风干肉,说 “老师,你瘦了”。 有个叫卓玛的女孩,父母在雪崩中去世,刚来时总躲在角落,谢晓君教她唱《茉莉花》,唱着唱着,女孩眼里的光慢慢亮了。 2005 年,卓玛考上西南民族大学,成为学校第一个大学生,送她去县城坐车那天,全校孩子都来送行,扎西把自己攒的二十个鸡蛋塞进了她的背包。 2011 年,“感动中国” 的颁奖词说他们是 “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但胡忠更喜欢学生们的说法 ——“我们的胡爸爸、谢妈妈”。 如今的西康福利学校,三层教学楼里装了暖气,操场上的篮球架漆得锃亮,当年的捣蛋鬼扎西成了这里的藏文老师。 他总跟学生讲起 2001 年那个下午:“胡老师跪下的时候,不是求我们学习,是把心掏出来给我们看呢。” 去年教师节,多吉大夫从州里回来,给胡忠带了台制氧机。这个当年总逃课去挖虫草的男孩,现在能熟练地给乡亲们看病。 他说:“要是没胡老师跪着求我们念书,我现在还在草原上放牛呢。” 胡忠笑着摆摆手,指了指窗外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校服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像一朵朵盛开的格桑花。
高温38度左右,老妈带两个侄女来我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我需要每天买菜做饭洗碗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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