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安庆市要拆掉陈独秀的老宅，改做自来水厂。曾经是新四军女战士的张君听闻此事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陈家门口，仿佛一尊门神守护着陈家老宅，不让拆迁人员上前半分。 1980年的安庆，正值全国上下都在讲“改革”“建设”，各地的城市面貌开始翻新。 老厂房拆了盖高楼，破旧的老街被推平拉直，街道口的黑白照片被换成了彩色招牌，一切看上去都挺热闹。可就在这种热火朝天的背景下，安庆南水关22号，一座年近百岁的宅子正悄悄地站在风口浪尖上。 安庆人都知道它的名号，叫“陈家大洋房”。 名字里那个“大”字不是随便叫的，房子有三天井四院，前后六进，106间屋子，围栏整整齐齐，门楼高而阔，是那种站在门口就能闻到旧日书香味的宅子。 宅子有江风吹着，也有些许洋派的气息，门楼上那一排铁艺雕花，和隔壁的青砖灰瓦形成了不小的反差。 别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现在，市面上也很少再见这样格局的宅子了。 但那年市里要扩建第二自来水厂，这片地皮被划进了建设范围里。 没什么公告，也没人讨论得太细，规划图上轻轻一画，这宅子就要不见了。 很多人觉得正常，盖水厂总比空着好。再说了，陈独秀那个名字，说起来也不怎么“方便”，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被正面提起过。他的家，值什么保？ 可偏偏有人不答应。 张君，安庆图书馆的馆长，一个说话总带点“老派规矩”的老太太。 年轻时当过新四军，后来转到文化口，在书堆里泡了半辈子。她是做历史文献出身的，知道这老宅的来头，也知道它的重要。 她不喊口号，也不大声争辩，只是听说要拆的时候，把椅子搬到了宅子门口，一坐就是一天。 她没拿牌子，也没拉横幅，就坐着，看着施工队来来回回。 她不是不懂时代的步伐，也不是不识水厂的意义。可在她心里，这老宅不是几块砖几面墙，是一个人从书生、激进青年、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到后来的孤独者完整的成长轨迹，是近代中国曾有过的一个思想转弯处。她说：“你拆了这屋子，以后谁还能想起陈独秀是从这儿走出去的？”话说得不多，但意思都在里面。 张君不止坐了一天，她还找过市委领导，说这房子该保。 她说话语气始终不高，态度也不激烈，只是一遍遍讲道理，讲这房子不只是陈独秀的家，还是安庆城市文脉的一部分。她甚至试图“曲线救宅”，说要不要考虑保留“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的故居，这样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 但这事从头到尾都没多大转机。 她去省里反映，文物局的领导倒是理解，也来安庆看过现场，还点头说“确实该保”。 可地方上说地紧、任务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房子没能保住，张君急得生了一场大病。 她气不顺，心堵得慌，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就像是贴在门上的春联，风一吹就散了。 事情到这里本可以画句号。 房子拆了，地平了，第二自来水厂也如期建成，年供水十六万吨，成为市区主力设施。 张君的那把椅子早就不知丢哪儿去了，没人记得她当年坐在那里过。 可奇怪的是，人们嘴上说“该拆”，心里却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这滋味，其实从那宅子的前世开始发酵。 陈家是安庆出了名的望族，陈昔凡，也就是陈独秀的嗣父，是清末举人，做过奉天、辽阳、柳河等地的地方官，治水、修城、设贷局，干得都不错。 晚年致仕归里后，他一边画画写字，一边收古董古书，把这些年当官挣的钱投到自己喜欢的玩意儿上，算是过了个体面而温雅的暮年。 陈家宅子的建造，就是他在安庆的一个手笔。 在南水关巷买地、请匠、备材，从细节到格局都不马虎。 这个“陈家大洋房”，洋得有来历，不是普通人家学点西洋风就敢往上加砖的那种洋，而是真正融合了本地徽派和俄式建筑线条的混合体。 一砖一瓦里透着主人的心气，谁走进去都得感慨一声“讲究”。 这样的宅子，是陈独秀成长的摇篮，他小时候在这屋子里看书、发呆、写字，后来离家北上，走向他自己的“独秀人生”。 这房子也不是没有对比的，隔壁就是李家的公馆，李蕴章的后代，地位也高，家风也讲。 但两家不同之处，在于李家子弟多循规蹈矩，陈家这一枝，却出了个“反骨头”。 可就算是“反骨”，那也是有根的，有一个三进大宅撑着的根，有一本《义门陈氏宗谱》可以翻查的根。 拆房那年，有人悄悄把屋里剩下的几件旧家具搬了出来，也有人拍了几张照片，作为文物资料保存。那些照片放在市文物局的文件柜里，草图被压在档案袋底下，像是时代留下的一点遗憾，又像是某种默认的沉默。 几十年过去了，安庆这座城市还是有不少老宅子存下来了，“六尺巷”“铁砚山房”成了旅游招牌。 可每每有人提起“陈独秀的老家在哪儿”，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一句：“拆了。” 有时候，城市记忆就是靠这些残缺拼起来的，一块旧砖、一幅照片，甚至是一位老太太在门口坐过一整天的传说。 后来市里也意识到问题，陈延年、陈乔年的旧址被列入了文保清单，还有相关规划要求中标方复建原宅，还原原貌，配套建设展览空间，用于开展革命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