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为何经常痛哭？毛主席有万般豪情，也有千般柔情，但一生叱咤风云的毛主席却在晚年经常嚎啕大哭，他的眼泪为谁而流？ 毛主席的泪，不是空落落地掉在权力书桌上。 他的泪，是从泥土里流出来的。那些年，他哭的事，几乎都绕不开一个字——“人”。 1972年冬天，有封信摆在他的书桌上，一位叫李庆霖的父亲写来的。 他的孩子在福建插队，生活艰难，身为人父的李庆霖字里行间都透着那种卑微又无力的焦虑。 这封信送到毛主席眼前，没有直接回信。 他先是读了一遍，搁下。过几天又拿出来，再读，再放下，整整三遍半，他没法不动情。 毛主席一边流泪，一边把信留在案头好几个月。 直到1973年，他才回信，并夹了一笔钱，说得也很实在，“聊补无米之炊”。 三百块，搁在今天可能就是一顿饭，但在那个时候，那封信和那份回信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 1975年夏天，河南南部洪灾来得又急又猛，那场暴雨砸了将近半个月，把村镇地基都泡烂了。 驻马店、南阳、许昌等地一下子成了水国。 群众死伤惨重，光是一个县就有几十人丧生。那时候的毛主席身体已经不好了，眼睛刚做完手术，靠人读文件听信息。 当天有工作人员把内部灾情通报读给他听，读着读着，耳边忽然传来轻微抽泣声。 抬头一看，毛主席脸颊已经湿透，白发乱颤。 他自己还嘀咕一句：“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说是脆弱，其实是太明白百姓的苦。 他更知道，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离他们并不远，那种饿到草根树皮都刮干净的年代才刚过去十来年。 还有一次，1976年夏天，唐山那场震把一个百万工业城市直接震没了，死亡人数多得难以统计，24万人，是目前中国自然灾害中官方记录里最严重的一次。 那时的毛主席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靠鼻饲过日子。 震情汇报一到，他坚持要亲自看。 身边医生本来劝他别看了，说情绪激动对病不好，他摆摆手说：“送来。”消息一条一条念给他听，结果不到一页纸，他眼睛就红了，随即痛哭。 他那时候几乎是连哭带喘地说：“都是我们的人民啊。” 不是说他当年多圣明，而是到晚年这个阶段，他对“人民”这两个字的理解早已超出政治纲领的范畴，变成血液里的东西了。 是那种打仗时跟着走夜路、分着窝窝头、一起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民”。 很多人没注意到，毛主席并不常在公开场合谈“感情”，他向来擅长用行动和布告去表达态度。 但他一旦流泪，往往就是在这些最无法用语言说明的时刻。 他知道，人民不能白受苦，哪怕自己已经老到再指不动挥不动，他还是要把那份牵挂背在心头。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毛主席的情绪彻底崩了。 之前已经传来消息，说周总理身体每况愈下。两人同生于一代风云之中，并肩走过长征，走过抗战，走过国共谈判桌，走过共和国建立后的每一道坎。 那天工作人员念讣告时，毛主席没说话，只是闭上眼。 眼角的泪是悄悄溢出来的。 等到念悼词的时候，他控制不住，失声痛哭，哭得像个刚失去至亲的老人。 房间里没人敢出声，连护士都站在原地不动。毛主席平日极少在别人面前表现软弱，这次是个破例。很多年后有人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 而这场哭，也不只是为了一个战友的离世。 是为那个逐渐瓦解的理想战线，是为一代人正在谢幕的沉默致敬。 有一次看电影《红灯记》，看到李玉和搀着李奶奶走向刑场，他又哭了。 不是因为剧情催泪，是因为那段牺牲、坚持、隐忍、流血的岁月对他来说从不是虚构。他想起的不只是剧中的人，而是曾经跟他并肩作战、死在山沟、死在战场、死在无名荒丘的那些人。 那时候他常说：“死了那么多人，有谁真正想过？” 看似随口一说，实则是他的良心账。 他活着，但他也扛着这些死者的份，活得不轻松。 他哭的那些战友，不只是一个个名字，更是一整段历史的背影。 他知道，自己的余生不多了，那些一起出发的伙伴，一个个地先走了，而剩下的，是他自己与沉默对峙。 毛主席是个不轻易流露内心的人，但也不是没有情绪。他的情绪总是藏得很深，要到那个点才一下子爆发出来。比如那次，他一个人读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着读着竟然嚎啕大哭，把旁边医生都吓了一跳。 那会儿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身边人不多，只有医生。 一个82岁的老人，手捧着词集哭得发抖，那场景太孤独了。 他说不出具体哭什么，但那种“理想明明就在心里，可偏偏推不动世界”的苦，是有的。 他常常念起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都老了，人还能撑多久？理想也会老，理想也会枯。不是说他变了，而是他知道，时代已经开始不再属于他。 他那套逻辑、那份激昂、那种治国方式，在后来的中国也许未必继续有效。 但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接受不了罢了。 毛主席的晚年，是个渐渐安静下来的过程，但也绝不平静。 他一生强悍，一生叱咤，到头来却在诗词和老电影前哭成一个伤心的老人。他不再是革命神坛上的铁像，而是一个背负太多的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