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李君旭正在上班，突然几个持枪的人闯进车间。当即，这几个人掏出手令，高喊：“李君旭，你被捕了。”在监狱中，这些人恶狠狠地问：“是谁zhi shi你伪造的这份遗言？ 1976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一条消息从北京传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 消息不长，只有几十个字，电台播得一板一眼。 单位不组织悼念，广播也不播放哀乐，报纸上只刊发了一张黑框照片和几段生硬的讣告。 所有的悲痛都被搁在了心口，不敢发出来。 偏偏越是压抑，人越想知道周总理走前到底说了些什么。 有没有留下遗言？有没有对国家的去向说点什么？这不是好奇，是人心里最本能的不安。 一屋子人不说话，不代表他们没想法。 很多人不说，是怕说了惹祸；有的人没忍住，就开始悄悄议论。 就在杭州，有一帮年轻人趁春节放假，聚到了一起。 狗肉是那顿饭的主角，有人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几个人一边围炉吃火锅，一边喝黄酒。 那几个人不是泛泛之辈，一个个都是读书人出身，有的在汽轮机厂上班，有的在发电厂，也有的插队归来，身上带着那个年代青年人常有的焦虑和热血。 他们聊的不是工资奖金，而是国家的走向。 饭局上，有人问了一句：“你说，总理临终会不会有遗言？”这句话像一颗石子丢进静水，砸出了波纹。没人笑，也没人转移话题，反而开始接着往下说。 议论来议论去，话题停不下来了。 年轻人脑子快、笔头也快，散席之后，其中一个叫李君旭的，就动手写了。 他不是随便胡编，而是先查了不少资料：任弼时追悼会的致词、胡志明遗嘱的语气，甚至翻了总理生前的讲话记录。 他很认真，像在写一封真正要送到历史档案馆的信。 两页纸，字斟句酌，感情饱满。 话语中有托付，有回顾，有忧虑，更有希望。 他提到邓，说他“贯彻主席三项指示很坚决”，也写到毛主席，表达“不能为主席分担更多工作”的歉意。 甚至还留了个短条给邓颖超，说“你一定经受得住”。 这份写出来的“总理遗言”，没有任何官方印章，也没有标题。 但当几个朋友聚在阁楼里看完后，没有人质疑真假。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话听着太像了，跟我们那天聊的简直一模一样。于是开始传抄。有人用钢笔一字一句抄下来，有人带去单位传给同事，有人干脆背下来讲给别人听。 就这样，它从一个阁楼，流出了小区，流进了工厂、医院、营房，直到传到全国各地。 最远的一份甚至到了军用机场，有飞行员拿着这封“遗言”问休假的女军医苏承业：“你爸是苏振华，知道总理的事多，你帮我们打听下，这遗言是真的吗？”人都已经信了，不信不行，那种口吻、那种内容，太像一个真正的国家掌舵者在最后时刻的心声。 人们传得越快，信得越真。 可是没过多久，风向就变了。 公安部接到上头通知，追查“政治谣言”。“总理遗言”这事一下子从百姓自发悼念的“善意表达”，变成了“反革命文字案”。 杭州是源头，汽轮机厂最先被盯上。 李君旭最先被带走，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几个带枪的人直接闯进车间，当场喊他名字，掏出手令，说他“涉嫌伪造中央机密文书”。 这一抓，后面的人也就跟着倒霉了。 狗肉聚会那天在场的瓜子、阿斗、大耳朵，全被列入专案组的调查名单。 家里被抄，书架翻烂，连花盆土都要倒出来查有没有夹带手稿。瓜子的姐姐、妹妹、连恋爱中的对象都被牵连，只因为有一封信里提到“阿胖”——而阿胖的父亲是浙江省委的副书记。 他们怀疑这是有背景、有组织的造谣行动。 人一个个被抓进去了，关进了北京的政法干校，另一些软禁在天目山的留椿屋。 听着像风景区，实际上是临时监押点。 这事连中央都震动了，有高层说“儿子背后有老子”，意思是这些青年干的是大事，不可能没后台。 抓进去后，有人开始绝食，有人试图自残，有人怕到梦游。 大耳朵割过手腕，血流了一地，捡回一命。蛐蛐开始吃安眠药，每天失眠得快疯了。瓜子始终没承认自己参与写稿，但因为人脉广，主意多，被定性为“幕后主谋”。 他们成了一个个活着的“政治尾巴”，暂时不会被处理，但也不会轻易放出。 这一拖就拖到了1976年10月。 风向又一次扭转，那些被关押的人开始被“有序释放”。 瓜子的爸爸被安排去八达岭观光，吃烤鸭，不知道算不算某种形式的道歉。而瓜子和蛐蛐，一直没放。有人劝他们“签个字就能走”，瓜子冷冷地在审查结论上写了一句：“我保留向华主席申诉的权利。” 他们最终是出来了。 瓜子原是电工，调去煤场干体力活。蛐蛐回了汽轮机厂，厂里书记挺照顾他，还让他当团委书记。说实话，大家都敬他，觉得他敢说话，有担当。他后来去了《浙江日报》，当评论员，写文章写得很有水准，再调到《东方青年》当主编。风头挺猛，前途无量。 只是，他的身体慢慢垮了。药瘾上身，幻觉频发。 有一回他自己翻进天窗，第二天醒来一脸懵。 开水房两只暖壶一起摔碎，他连怎么摔的都不知道。再查，颅内出血，动了开颅手术。 术后人就瘫了。 结果一躺就躺了二十年，2014年冬天，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