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海三大美女之一的国画家周炼霞结婚，婚后十分幸福。不料有一天丈夫出差，一去就再也没有任何音信。35年后73岁的周炼霞收到一封信，“炼霞吾妻”四字映入眼帘，周炼霞顿时泪如泉涌。
那时的上海租界，无人不艳羡这对才子佳人，婚后的日子起初美满，徐家的生意在乱世中也显出几分韧性。
1937年，日军的炮火打破了上海的平静没，善良的夫妇俩没有只顾自身安危，他们将位于静安寺路的洋楼改造成了收容难民的场所。
周炼霞组织妇女们彻夜赶制棉衣，徐晚苹则利用在香港的渠道，设法购回当时救命的盘尼西林，严冬的一个雪夜，在转移伤员的过程中，不幸发生了。
她脚下打滑，从结冰的台阶上重重摔下，人们赶紧将她送往医院，但腹中刚怀上三个月的孩子终究没能保住。
丈夫心如刀绞，在冰冷的夜色和纷飞的战火中，抱着妻子淌出的鲜血染红了雪地，留下刺目的痕迹。
随着时间来到1947年，清明刚过，丈夫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台湾处理生意上的紧急事务，临行前，他将一张还没来得及上色的全家福底片仔细收进书桌抽屉，对周炼霞和五个孩子再三承诺顶多两个月就回来。
汽笛呜咽，轮船驶离黄浦江码头，妻子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顶，怎么也想不到这一道浅浅的海峡，竟会无情地隔开他们整整三十四个春夏秋冬。
分离的头半年，还有稀稀疏疏的电报往来，传递着两端的平安，1948年的夏天，最后一封写着“勿念”两个字的电报送到她手中后，音讯便如同石沉大海。
纵然她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存有金条，也无法换得丈夫半点消息，生活的重担瞬间压在了这个昔日养尊处优的才女肩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商业改造风潮席卷上海，曾经风光无限的徐公馆也变了模样，成为街道上的一个集体缝纫厂。
为了保留一片精神家园，她在拥挤的阁楼里用隔板划分出一个小小的角落，依然固执地摆放着画架，坚守着她的艺术天地。
每月领到微薄工资的日子，她都会习惯性地绕远路，特意走到电报局去询问是否有来自海峡那头的消息。
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搬离了老宅，偌大的房子越发空荡寂寥，只剩下画架忠实地陪伴着形单影只的老人。
1981年立秋那天，弄堂里那个尘封多年的老旧邮箱里，奇迹般地塞进了一个贴着台北邮戳的陌生信封。
独自在家的妻子，手指颤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张薄薄的信纸，失手打翻了桌上的砚台，乌黑的墨汁泼在陪伴她多年的旧旗袍下摆。
信封上熟悉的笔迹写着，“炼霞吾妻”，四个字便足以让七十三岁的老人泪如泉涌，信纸的内容却只有寥寥五个字：“母病危，速归。”
字迹已被时间氤氲开了墨团，这竟是一封在三十四年前的1947年，徐晚苹藏在贴身衬衫夹层里，计划带出却又未能寄出的家书！
只是阴差阳错，历经他半生坎坷，直至他熬过牢狱之灾，这封信才终于跨越了千山万水，传递到妻子手中。
为了那一纸盼望了半生的回乡签证，过程依然艰难曲折，当她乘坐的波音747飞机最终降落在桃园机场时，时间又过去不少时日。
走下舷梯，她满头的银发在略带咸湿的海风中凌乱飘拂，在接机口，一个拄着拐杖、翘首以盼的身影一点点变得清晰。
原来，当年他们的货物被无理扣押，情急之下丈夫冒险跳海逃生，侥幸保住性命，却为此永远地失去了半条腿，陷入漫长且与世隔绝的困顿岁月。
在台北郊外一个开满了各色茶花的宁静小院里，这对历尽沧桑的老夫妇弥补了一个迟来的仪式，八十高龄的徐晚苹坐在轮椅上，亲手将那枚沉甸甸的金镯戴回妻子同样布满褶皱的手腕上。
为了纪念这失而复得的相聚，也为了珍藏那段无法磨灭的伤痛与深情，妻子将那块墨迹斑斑的旧旗袍下摆改做了一个小巧的坐垫。
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她身体已不太好，时常咳嗽，有时甚至咳出血丝，但她依然坚持义务教导社区里那些对水墨画充满好奇的孩子们。
丈夫则在身后事的安排中，特别加入了一条重要的遗嘱条款，务必要将他们夫妇后半生彼此扶持、合作完成的最后百幅珍贵画作，全部捐赠并送回祖国的上海美术馆收藏。
1991年，当周炼霞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徐晚苹固执地拒绝他人帮忙，坚持亲自坐轮椅守在老伴病榻旁，默默送她走完最后一程。
在老式的梳妆台上，两枚象征他们一生离合、超越时光的戒指静静地摆放在一起，那枚翡翠戒指的棱角已被岁月摩挲得圆润光亮，而那枚饱含无限深情与期许的金镯内侧，则被人悄悄刻上了四个娟秀的小字：“霞归故里”。
最后迟来的“炼霞吾妻”，那空荡的裤管，那并肩完成的画作，还有那两枚依偎的戒指，都在无声诉说着，即使在最深的离散与苦难里，人心最深处的坚守与爱恋，也能让失散的灵魂再次相逢，让深切的思念跨越海峡，最终叶落归根，刻下永恒的印记。
这份坚韧的光芒，穿透了历史的风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