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金融工商界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钱新之，希望他们能够返回上海滩，建设新上海。当时，五大亨保持沉默，未作任何回应，陈毅不死心，又派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徐采丞，专程跑一趟香港，争取迎回五大亨。
上海解放那天，雨下个不停，部队进城后没进民宅，就那么在街头歇着，这事儿后来传得挺广。陈毅接手市长位子时，城市乱成一锅粥，金融市场晃荡得厉害，工商界人心浮动。他上任头一件，就想着稳住那些有头有脸的家伙，尤其是跑到香港的金融大佬们。杜月笙是青帮老大，手里捏着不少资源，陈光甫是银行界元老，李馥生管着纱厂和棉业，宋汉章是商业银行的头，钱新之则在钱庄和外资银行转悠。这些人加起来，基本掌控了旧上海的经济命脉。要是他们能回来，重建工作就好办多了。陈毅的电报发出去，语气诚恳，说新政府欢迎大家参与建设，保障他们的权益啥的。可电报石沉大海，五个人没一个吱声。
其实，这五大亨跑到香港也不是一时兴起。1949年初，国民党那边局势崩盘，上海的资本家们早嗅到风向不对劲儿。杜月笙带了门徒和财产先撤，陈光甫他们也陆续跟上。香港那时候是中转站，国共两边都在那儿活动，杜月笙他们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陈毅的邀请来得突然，但他们顾虑多多。杜月笙背景复杂，早年参与过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儿，比如1927年那次事件，留下了不少疙瘩。其他几位银行家呢，虽然没那么黑，但也担心新政权会清算旧账。结果就是集体沉默，没人敢轻易表态。
陈毅见没动静，不甘心就这样算了。他找来徐采丞，这人是杜月笙的门徒，在上海地方协会当秘书长，关系网广。陈毅让他亲自去香港走一趟，当面劝说五大亨回来。徐采丞去了，见到杜月笙后聊了聊上海的新变化，但最后他自己留在了香港，没再北上。这事儿挺尴尬，等于劝说任务泡汤了。徐为什么不回？大概是看到香港的自由空气，觉得比上海稳当吧。反正，从这儿开始，邀请五大亨的事儿就卡壳了。
杜月笙在香港的日子，并不是闲云野鹤。他躲在坚尼地台的公馆里，周围风声鹤唳。刚开始，他请了个相士袁树珊来看相，袁说最近别见人，免得惹是非。杜就贴了张条子在门上，说病了谢绝访客。可没安静几天，王晓籁、刘鸿生这些旧上海商人就围上来了。有些人觉得回上海是机会，想拉杜一起壮胆。杜月笙呢，立场坚定，不为所动。他知道回去风险大，国民党那边也乱，台湾报纸忽然登出一篇社论，骂他是政治垃圾、经济蝗虫。这下台湾的路也断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一贯的作风就是谁都不轻易得罪。
九月份，公馆里来客不断。先是汪宝瑄从台湾来，说社论不是当局意思，蒋还是欢迎他的。杜月笙听了，表了个态，说跟国民党至少有口稀饭喝。汪走后，章士钊从北方来，这老头是杜的老友，当过和谈代表，现在帮共产党拉人。章劝杜回大陆，杜应付过去后，对家人说章年纪大还爱做官。刚送走章，上海报纸上登出黄金荣扫街的照片。黄金荣是杜的师兄，青帮另一头目，现在在大世界门口扫地，自白书里独自扛了1927年屠杀的责任，没提杜。这让杜觉得共产党可能给他留了条路。
可好景不长，报纸又报道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改成工人文化宫，里面展出汪寿华的血衣。汪寿华是当年被处死的工人领袖，这事儿杜的手下脱不了干系。杜看到这儿，旧病犯了，喘气困难，从此靠氧气瓶过日子。没两天，叶绰山和马祥生被公审枪毙，就在枫林桥旧址，现场人山人海。这两人是杜的旧部，参与过处死汪的事儿。枪响后，杜彻底死心了，回大陆等于自投罗网。
尽管身体不行，杜还惦记着中汇银行。那是他的心血，上海解放后，银行没挤兑，反而存款涨得快，老百姓还信他的名声。他想关掉银行保声誉，可门徒没人敢去。最后派长子杜维藩回上海。杜维藩到银行一看，环境变了，就谎称从香港带钱增资。离开时需担保，刘寿祺站出来帮他，这人是杜好友的儿子，自称有后台其实没有。杜维藩走了，刘寿祺次年从高楼跳下自杀。这事儿让杜更添愧疚。
更大的麻烦是同时收到北京和蒋的邀请信。杜不想两头得罪，就和幕僚骆清华想了个调包计。写两封差不多的回信，装错信封，让钱永铭以醉酒名义寄出。这样谁都不得罪，他能在香港善终。杜月笙1951年病逝香港，享年63岁。其他四大亨呢？陈光甫去了美国，李馥生留港，宋汉章和钱新之后来回了大陆，宋在银行系统工作到晚年，钱新之也参与了新中国金融建设。
这事儿说白了，反映了时代变迁的尴尬。新政权想借旧势力稳经济，可那些人背着历史包袱，犹豫不决。陈毅的邀请是真心实意，解放上海后，他忙着恢复生产，打击投机，稳定物价。部队纪律严明，没扰民，这让市民很快接受新政府。但对杜月笙这种人，过去太深，信任难建。徐采丞留港就是例子，个人选择在乱世里显得那么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