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4年，年过半百的北宋才子柳永第十五次落榜，正蹲在汴京街头唉声叹气时，忽然被礼部差役叫住，说朝廷开恩，对他们这类年过五十，屡试不第者，有特殊的恩典。 柳永猛地抬头，手里攥着的皱巴巴的准考证差点被指节掐破。他望着差役身上那件半旧的青色公服，喉结滚了滚，没敢信。打十五岁第一次揣着笔墨进考场，春去秋来四十载，他见过太多放榜时的哭嚎，也数过自己考卷上被朱笔圈出的错处，早把"恩典"二字从字典里抠出去了。 差役见他发愣，不耐烦地咂咂嘴："还愣着？官家新下的旨，五十以上进士科落第者，特赐'同进士出身'。赶紧跟我去礼部画押，过了这村没这店。" 柳永跟着差役穿过喧闹的御街，脚底像踩着棉花。路边酒肆里飘来《雨霖铃》的调子，是他二十年前写的词，如今连挑夫都能哼上两句。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在秦楼楚馆里，那些歌伎捧着他的词稿，眼里闪着光说"柳七郎定能金榜题名"。那时他信，觉得凭着笔下锦绣，迟早能让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刮目相看。 礼部衙门外，已经聚了十几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举子。有个须发皆白的老汉正蹲在墙根抹眼泪，怀里揣着用锦缎包了又包的诗集。柳永认得他，那是山东的李秀才，比自己还多落榜三次，去年冬天听说在客栈里冻病了，没想到今天也来了。 "柳屯田，你也来了？"有人拍他肩膀。是当年同科应试的王三郎，如今眼角的皱纹能夹死蚊子，"早知有这恩典，何必熬到头发都白了。" 柳永扯了扯嘴角没说话。他想起景祐元年那次落榜，考官把他的卷子扔在地上，骂他"浮艳虚华，伤风败俗"。那些年他写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成了朝堂攻击他的靶子。可他不服，词难道非要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才算正经？歌伎的眼泪、离人的愁绪，就配不上笔墨？ 画押的时候，礼部侍郎盯着他的名字看了半晌，忽然叹口气："耆卿啊，你这词名满天下，何苦非要挤这独木桥。" 柳永笔尖一顿，墨滴在纸上晕开个小团。他想起三十岁那年，父亲在病榻上攥着他的手说"咱家世代读书，不能到你这儿断了功名"。那时他跪在床前，把"功名"二字嚼得比黄连还苦。 领了"同进士出身"的文书出来，日头已经偏西。汴京的街景忽然变得陌生，那些曾让他写下"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此刻看在眼里只剩恍惚。有个穿红裙的歌伎从对面酒楼探出头，看见他手里的文书，惊喜地喊："柳七郎高中了！" 周围瞬间围拢来一群人，有相熟的歌伎，有常去的酒肆老板，还有素不相识的路人。有人往他手里塞花，有人拉着他要去庆祝，喧闹声里，柳永忽然鼻子一酸。他这一辈子，写了无数悲欢离合，到头来，自己的眼泪竟比笔下任何词句都要滚烫。 后来他被派去睦州做推官，赴任那天，汴京的歌伎们自发来送他。码头上，画舫连绵，有人弹起琵琶，唱的还是他那首《雨霖铃》。柳永站在船头，望着渐远的汴京城，忽然明白，所谓功名，不过是穿在身上的官服，而那些被斥为"浮艳"的词句，才是刻在骨头上的生命。 这场迟来的恩典，终究没能让柳永在官场上留下多少痕迹。他后来辗转各地做了几任小官，六十五岁那年病逝于润州。据说他去世时一贫如洗，是江南的歌伎们凑钱为他安葬。每年清明，都有歌伎乘船去他坟前祭奠，人称"吊柳会"。 历史总是热衷于记录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却常常忽略那些在时代缝隙里认真生活的人。柳永的十五次落榜，一次得官，看似是个人的悲喜，实则藏着一个时代的褶皱——当科举制度成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尺，有多少才华，注定要在"落榜"的标签下蒙尘？而那些冲破礼教束缚，直抵人心的文字，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金榜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