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毛主席也有“伯乐”的话，那这个人只能是王稼祥。王稼祥曾三次力挺毛主席。在毛主席逐步成为领袖的几个关键历史时刻，都有王稼祥的身影。可以说，没有王稼祥的力挺，毛主席成为领袖的路途会更加坎坷，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会充满变数。 王稼祥这个人，出生在1906年的安徽泾县厚岸村，那是个小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从小就爱读书，七岁进村里的柳溪小学，1919年毕业后还读了段时间私塾。1922年，他去南陵县乐育学校上学，两年后直接升到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那时候，他开始接触一些宣传社会革命的书刊，慢慢参与学生运动。1925年4月，他组织同学们反对学校强制学圣经和祈祷，结果被开除。几个月后，他到上海大学附中，很快就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王稼祥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儿他系统学了马克思主义，1928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转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甚至在中山大学开过《中国问题》课，分享对国内形势的看法。 1930年2月回国后，他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还兼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那时候，他公开批评李立三要立即组织全国暴动的想法，强调策略要谨慎，结果被向忠发指责，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去香港当记者。年底，处分撤销，他又回上海。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继续做党报委员会秘书长。2月，他和任弼时、顾作霖经香港广州转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 在中央苏区，王稼祥执行过一些中央决定，也犯过左倾错误，比如处理富田事变时扩大肃反，还有赣南会议上把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说成“狭隘经验论”和“富农路线”。但他重视调查研究，减少了左倾错误损失，还提出过正确意见。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成功，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1932年，他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1933年2月，他和周恩来、朱德主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4月，他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开会时被国民党飞机轰炸，腹部重伤，弹片留在体内，差点死掉。那时候没麻药，他忍痛做了八小时手术，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继续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王稼祥和毛主席、张闻天编入军委第一纵队。他多次和他们讨论战略，尽管伤病缠身，还参与决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他升为政治局委员，和周恩来、毛主席组成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耐心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避免更大分歧。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43年7月，他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5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王稼祥曾三次支持毛主席的事，这直接关系到革命进程。第一次是1932年宁都会议。那时候，会议主题是批判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很多人建议毛主席离开前线，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让他专做政府工作。王稼祥不同意，他把几次反围剿胜利和攻打赣州失利对比，证明毛主席主张符合实际。他说，大敌当前，不能轻易换将，指挥重任非毛主席莫属。尽管会上他处于少数，但他的反对让毛主席继续留在前方。 第二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湘江战役失利后，红军对博古、李德指挥不满。王稼祥第一个支持毛主席意见，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脱离实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强调，中国红军需要毛主席这样有实战经验的人领导才能胜利。他的发言促成会议共识，改组领导机构，确立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毛主席后来多次说，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第三次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作国际指示报告，传达共产国际书面内容后，补充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全党应支持毛主席为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这话一出，会场共识形成，毛主席党内地位真正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转到外交领域。1949年10月，他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参与中苏谈判，推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那年12月，毛主席访苏，他负责接待和安排，包括文艺节目选择，避免不合适的内容。1950年夏，他因健康疗养回国，不再任大使。1951年1月，他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部长，同时兼外交部副部长到19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