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毛主席深夜发电找一位73岁老教师，找到后，毛主席：立即枪决 “谭余保同志，马上帮我把罗克绍挖出来。”1950年11月下旬的深夜，毛主席在中南海低声开口，时针已指向两点。窗外树影恍惚，屋内案头灯火通明，文件摞成小山，他却仍保持清醒。对他而言，国家的晨曦刚刚出现，任何细节都不能被忽略，哪怕是距今二十多年的一桩旧案。 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多，百废待兴：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哪一件不是生死大事？可就在这个档口，毛主席突然想起井冈山时期那支嚣张的茶陵民团。那支民团的头目罗克绍，当年数次伏击红军，几乎断送了秋收起义余部的生路。此仇未忘，此人未除，总像一根倒刺扎在指尖。毛主席合上卷宗时，一张泛黄的旧名单压在最上层，罗克绍的名字赫然在列。于是，急电飞向长沙。 电报被送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值班室时，副主席谭余保刚换下外衣准备合眼。看到落款“毛泽东”，他精神一震。谭余保同样出自井冈山，根据地的血雨腥风他最清楚。短暂的沉默后，他简单嘱咐一句：“调档，派人，今晚动身。”不需要解释，所有在场干部都明白事情的分量。 罗克绍当时隐匿在茶陵县江口乡，表面身份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73岁，高瘦，带着老花镜教算术，外人看来不过是个皤然老人。可资历稍老的群众见到他仍会躲闪——他们记得，当年罗克绍“脚踏七寸枪”，带着民团烧屋子、绑壮丁。土地革命时期，革命者夜里刻意绕开那片稻田，就是怕撞见他。 搜捕组赶到茶陵后，得到的第一手消息却十分蹊跷：罗克绍“突发重病”，并已下葬。棺材埋在后山，墓碑新泥尚湿。一个73岁的老人突然暴毙？领先经验的老干警眉头皱紧。为了确认，他留下一句玩笑，“死人会喘气吗，咱得亲自看看。”随后暗中盯住罗家动向。 接下来数日，他发现罗妻及长子凌晨拎着饭盒往山里钻，一去一回，行动诡秘。第五天夜里，山洞口亮起油灯，一个黑影正在翻报纸。干警趁其弯腰，手电一晃：“不许动！”罗克绍束手，被带回茶陵县城。当年名震一方的民团头子，此刻佝偻如囚。 捕人电报转回长沙，谭余保在电话里只说了八个字：“已获，听候中央处理。”几小时后，中央批示到达：逮捕，公审，枪决。执行地点选在株洲郊外旧军营，公开宣判那天，冷雨如丝。罗克绍站在台上，神情木然。主持审判的检察员列举罪行：焚毁农户十二处，枪杀贫农二十六名，围堵红军后勤队三次。证人上前指认，证据逐条摆出，罗克绍无言。宣判书念完，场内只有雨声。押赴刑场时，他嘀咕一句，“早知如此，不如下手更狠。”这句话被值勤战士如实记录在案。 为什么要追究一个七旬老人的旧账？许多人私下议论。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新政权要立威，也要立法。井冈山时期，罗克绍所代表的并非个人，而是地方豪绅与反动武装的合流，专门针对农民协会和赤卫队。若此人苟且偷生，基层百姓会疑惑：人民政府是否真的维护正义？更深层的考量在于，建立秩序必须让过往的血债有清算、有结论。否则，握着枪奔赴战场的无数战士该向谁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非简单以“私怨”行事。1950年秋，他已批示多起“宽大处理”案例——凡属无大恶、自动悔改者，多给出路。罗克绍不同，他在解放前夕交出财产，摇身一变进了学校，看似“改过自新”，实则潜藏。茶陵群众仍惧其威名，这说明他并未真正放下过去。再加上检察机关调查确认，他参与过多笔血案，且从未自首，结局便无回旋余地。 枪声响过，罗克绍案尘埃落定。株洲雨停，空旷的操场只剩硝烟味道。湖南省公安厅随后发布通报，用词克制，不见夸张：“罗克绍，罪证确凿，依法处决。”纸面上短短一行，却告诉外界一个道理：新中国的法律威严，不因年岁，不因身份而打折。 事件过去多年，再读档案，我依旧对那封深夜电报印象深刻。毛主席工作堆积如山，却抽出时间点名一个小县老匪，是因为他深知基层秩序比纸上蓝图更重要。政权之稳，始于百姓心安；百姓心安，则需公正可见。罗克绍案给湖南绅霸势力敲响警钟，也让刚踏入和平年代的干部明白一件事：斗争还未结束，只是换了舞台。 有人问，若罗克绍真在1950年彻底改悔，结果会不会不同？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悔改首先是主动坦白，而不是用假死掩饰罪责。当他决定躲进山洞的那一刻，审判就已经到来。 茶陵的冬夜很冷。当年的搜捕老干警晚年提起此事，只淡淡一句：“抓到他后，我睡了三天囫囵觉。”无须豪言，事实本身已说明一切。 罗克绍走了，茶陵小学依旧上课铃响，孩子们背着新课本往教室跑。历史车轮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