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国宴时，外宾刁难周总理：您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周总理放下筷子说道：我见过。外宾追问：在哪里？她是谁？外宾们都等着看周总理的笑话，周总理这时候却微微一笑说：我的夫人。 他的稳，不是冷漠，而是那种一举一动都让人心里踏实的分寸感；他的暖，也不只是对亲近之人的柔情，而是能在任何复杂场面里，给人一种不紧不慢、不慌不乱的力量感。 把他放进那些外交舞台或者国内大事里去看，你会发现，他的语言就像一把磨得极亮的刀，不用力砍，但每一句都能让人记一辈子。 五十年代的一次访问苏联，周恩来和赫鲁晓夫面对面谈话。 当时的气氛一度微妙，赫鲁晓夫忽然说：“你批评得很好，但你得同意，我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这是试探也是挑衅，话锋带刺。 周恩来没急着反驳，他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这句话像一枚钉子钉下去，不带火气，却让人无从接话。 那种轻轻一推就让对方收声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口才，而是几十年革命路上练出的心劲儿。 类似的场合还真不少。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有官员当着他的面说：“中国人走路喜欢低着头，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头走路。” 这话听着像是在开玩笑，可那股高高在上的味道，谁都能听得出来。 周恩来听了，淡淡一笑，说：“这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喜欢走下坡路。” 一句话，翻转了对方的优越感。 有一回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外宾，厨师们精心准备了一道汤，里面的冬笋、蘑菇刻出了一个花样图案。 哪成想，有位外宾一看就吓了一跳，以为是法西斯的标志。 这一惊，把场面弄得有点尴尬。 周恩来看了看那道汤，随口笑道：“这可不是法西斯，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寓意福寿绵长。” 然后又幽默地补了一句：“就算是法西斯也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吃掉，不就消灭了嘛！” 话音一落，宴会上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笑声也随之响起。 这种化解尴尬的能力，谁看了都得服。 说到周恩来的“柔”，外宾那次刁钻提问就是一例子。 一次国宴上，一个外国嘉宾略带嘲弄地问：“总理先生，您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 这问题多少带点轻佻的意味。 周恩来放下筷子，淡然地说：“见过。” 外宾继续追问：“她是谁？在哪？” 周恩来笑了笑，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这回答让外宾一愣，还想调侃：“尊夫人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周恩来接着说：“是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就是最漂亮的，否则我为什么要娶她？” 这番话传出去后，很多人都被触动。 他和邓颖超结婚五十多年，相敬如宾，这不仅仅是夫妻之情的展现，更是一种对生活最朴素的珍视。 他的温柔并不局限在家庭里，对年轻人也一样有耐心。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群来自江苏射阳县的红卫兵上访北京，要求改县名“射阳”，理由是“射”有“射红太阳”的不敬之意。 周恩来听完他们的诉求，非但没指责他们幼稚，反倒笑了，说：“‘射阳’这名字挺好的，不是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 他还重复强调：“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 周恩来的做法，总是以理服人，而不是硬压下去。 在面对西方的质问时，他的智慧同样让人佩服。有一次，一个外国客人带着调侃意味问：“中国有多少钱，才能保证老百姓吃得上饭、穿得上衣服？” 周恩来微微一笑，答：“我们国家的银行存款是18元8角8分。” 这回答把人问愣了。 其实那时候人民币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加起来刚好是18元8角8分。 看似幽默，实则是对国家现实的坦然面对，也是一种轻松化解窘境的方式。 周恩来的智慧还体现在文化交流上。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他安排播放了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工作人员担心外国人看不懂，准备了十五页的说明书。 周恩来看后说：“这不是对牛弹琴吗？”有人不服气，说：“洋人哪里能懂这种中国戏。” 他笑着说：“你要用十五页的说明书去解释，那才是真的乱弹。我给你换个说法。” 于是他让人写了一句邀请语：“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结果，外国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掌声不断。 文化不怕不懂，就怕讲不出门道。 周恩来的做法，是找到一个别人能听懂的入口。 还有一次，基辛格访华，提出想用美国从月球带回的月壤，换取中国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周围的木炭。 基辛格说：“这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 周恩来听后，笑着说：“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啊。” 基辛格愣住了，还以为中国早就登月。 周恩来指着茶几上的嫦娥雕像，接着说：“五千多年前，我们就有嫦娥飞上月亮住在广寒宫。要不改天我们派人去看看她吧？” 周恩来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可他的每一次应答、每一个举动，都能让人看到那份笃定。 无论是和外宾交锋，还是面对年轻人，他身上都带着一种不疾不徐的气度。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