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八路军干部被伪军便衣队五花大绑，要押进城审问，谁知，刚走到城门口，

1941年，一八路军干部被伪军便衣队五花大绑，要押进城审问，谁知，刚走到城门口，突然，一小脚妇人窜过来，伸手拦住去路：“放了他！”伪军一瞪眼，拔出枪：“你不想活了？”   那年深秋，莒县的风比往年更冷些，田野里没了鸟雀的叫声，连狗吠也显得小心翼翼，日本兵进了城，百姓们噤若寒蝉，可就在这片沉默里，有人悄悄动了起来，她不是军人，也不穿军装，只是个裹着小脚的普通农村妇人，她叫马宗英，外人看她是个卖馒头的寡妇，可在某些人眼里，她是八路军最可靠的“耳朵”和“眼睛”。   每天清早，她都在灶台前忙活，一笼一笼地蒸馍，馒头有粗有细，有的掺了姜黄，有的撒了芝麻，可这些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她和联络员约定的记号，粗粮馒头里藏着城门换岗的时间，细白馒头里塞着伪军的调令，有一次，她干脆把日军新来的翻译官的车牌号写在草纸上，包进了馒头底下，谁也不会想到，一个送馒头的老女人，竟能把敌人的肚肠摸得这么清楚。   她家门前的青石巷子通往城门，来往的兵、商、百姓都从这里过，她就挎着篮子，走街串巷，嘴里喊着“新出锅的馒头”，眼睛却不放过任何一张生面孔，她记得谁是新来的岗哨，谁换了皮靴，谁突然不见了，哪怕是伪军伙房里一次火气大的争吵，她也能从中听出些“油水”——那是有人对粮饷不满，说明后勤有漏洞，这些碎屑般的消息，她都记下来，交给接头人。   最危险的一次，是1941年初，那天天还没亮，灶台刚烧着火，笼屉里的馒头还在冒气，联络员急匆匆进门，说邢洛川暴露了，被汉奸队捉住，正往城门押，她连围裙都没解，抓起篮子就跑，田埂泥泞，小脚裹得紧，走一步疼一步，可她顾不上，到了城门，看见人群围着，几个便衣拉着人往里走，她冲上去，抱住人不撒手，那一刻，她不是在演戏，只是在用命争，旁人只看见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妇人，谁知道她心里绷着的那根弦快断了，那天，她用泪水和一篮子馒头，把人从枪口下救回来，也保住了几个地下站的安危。   她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也不是最后一次，往后的几年里，她的篮子里送的不只是馒头，还有子弹、药品、密信，有一次，她要把二十发子弹带出城，她把子弹包进揉好的老面里，蒸熟之后，混在一堆馒头里，那天正巧巡逻队查得严，站岗的士兵还想掀她的篮布，她硬是咬着牙笑着说：“给你们家孩子带的，”篮子提得稳稳的，可手心早已出汗，蓝布衣服湿了一大片，出了城，她才敢喘口气，就地坐在沟沿上，脚底冒着火。   敌人不是傻子，搜查越来越频繁，她也得越来越机灵，有一年腊月，她挎着供品篮子混进日军司令部，那天是祭祖日，很多人进出庙堂，她便装作送香火的村妇，混在人群中，趁着卫兵换岗，她走进偏房，把劝降的传单藏进军官的皮靴里，又把写着“优待俘虏”的告示贴在慰安所门框上，傍晚，敌人发现传单，闹得鸡飞狗跳，全城搜查，她则蹲在城隍庙后墙根，一张张折着剩下的传单，像烧纸一样点掉，火光映着她的脸，没有一丝慌乱。   她做的事从来没人宣扬，有一次，联络员说要给她请功，她只是笑笑，说：“我家里锅台不塌就行，”可就是这个不塌的锅台，成了敌后最稳的情报点，她的鸡窝下面藏着地窖，晾衣绳上挂的红布是报信的标志，她家的后墙挨着城墙，站在陶缸上，就能看见城门口的一举一动，一次，敌人计划“清乡”，她在邻居家听见动静，连夜跑出去送信，那晚，天寒地冻，她穿着破棉裤，脚布湿透，手里拽着情报，一路跌跌撞撞，走了十几里山路，到达时，浑身都是泥，嘴唇冻得发紫，同志们说，她像个雪人，可她张不开嘴，只能用手指在地上划：“明早，卯时，”   她的身子是拖垮的，常年的奔波，风寒湿气，加上吃不好睡不好，终于把她压倒了，那年麦子抽穗，她卧床不起，昏迷中，还念叨着：“后墙……第三块砖……”家里人挖开那块砖，果然找出一个铁盒，里面是她没来得及交出去的密信，一封又一封，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字迹已经模糊，可每一张纸上，都写着血一样的内容。   战争结束后，县里要给她颁奖章，请她出席表彰大会，她摇摇头，说：“那时候的馒头都喂了狗，奖给我干啥？”她不要奖章，不上台，也不拍照，她只把蒸笼洗净，重新放回灶台，继续蒸馒头，这一次，馒头里不再有情报，而是她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   后来，史料记载，她在四年间，协助军事行动17次，解救被捕人员9人，破坏敌方计划4次，她没有军衔，也没留下几张照片，可在莒县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有一个枣木蒸笼，笼屉缝隙里还嵌着焦黑的弹孔，那不是纪念品，那是她曾经用来对抗枪炮的武器。   信息来源：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滨海区抗日志士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