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底，81岁高龄的毛主席乘坐专列抵达湖南长沙，住进了省委九所，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114天，在这期间，毛主席作出了著名的两大决策：1.长沙决策，2.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1975年初，毛主席在湖南省委九所作出指示：特赦全国剩余在押的全部战犯，一个不留，这道命令一经传出，许多正在处理战犯事务的中央部门负责人面面相觑。 公安部部长华国锋立即意识到这项决定不仅意味着彻底释放全部战犯，更意味着要打破原先定下的特赦标准。 消息传至北京后，一场紧急的工作会议被匆忙召集，华国锋亲自向毛主席递交报告，明确指出仍有十三名战犯态度顽固，未表现出明确的悔改意愿。 他列出详细档案，说明这十三人中有的至今拒绝接受新中国的政策，有的在改造期间多次违反纪律，还有的言辞中始终带有敌意和抗拒，按既有标准，这些人不具备特赦条件。 华国锋并非反对主席的决策，但作为执行者，他必须讲清楚问题所在，他希望主席能重新考虑，或至少对这十三人延缓处理。 毛主席静静听完报告后没有立刻回应，数日后才下达了最终批复：全部释放，不再分类讨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收到命令时，所长召集会议时语气格外凝重。 他们必须执行上级决策，但对这十三人心里也有疑问，这十三人在功德林的二十余年里与其他人不同，他们不参与集体活动，学习态度敷衍，写思想汇报只是形式，甚至当面对工作人员劝导时仍表现出冷淡和反抗。 他们坚称自己没有罪责，将失败归结为命运，而非选择错误，即便如此，命令已下，管理所只能按程序操作，通知书逐一送达每位战犯手中。 这些犯人在接过特赦令后，愣了数秒，将纸张握在手中许久没有放下，随后的几天，其他人陆续收到相同通知，反应各异。 有人沉默良久，有人情绪激动，有人反复确认通知真伪，这个结果是他们从未预料过的，接下来的安置工作启动，公安部协调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为这批特赦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每人获得一笔安置补助，发放衣物、生活用品，有的人被安排住进招待所，有的人则被送回原籍所在的街道居住。 对生活困难者，当地街道办设立专人负责跟进帮扶，对有劳动能力者，安排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或文史资料整理工作。 而原本最被关注的十三人出人意料地成为这批特赦人员中转变最彻底的一批，有人协助整理当地抗战历史文献，有人请求义务参与史料清理，并表示自己对过去无力重来，只能用余生还一点债。 这种表现很快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公安部随后整理了这批战犯特赦后的跟踪报告，向中央作出书面汇报。 毛主席在病榻上听取简报时，强调要继续给予政策扶持，不搞歧视，不搞追责，他指出：“他们走过错路，今天能回来，就是希望。” 在湖南的日子临近结束前，毛主席再次召集几名相关负责人，重申此次特赦的政治意义，他没有使用任何复杂的理论，只是强调了统一、团结、包容。 他认为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经足以说明立场，国家更应向前看，而非反复在旧账中徘徊，他没有因为这些人曾经的身份而否定他们的改造成果，也没有因历史的仇恨而阻断他们重返社会的路。 这场全国范围的战犯特赦，在当年没有大张旗鼓宣传，但它在各地悄然推动着社会认知的变化。 这段历史没有喧闹的标语，也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却用一纸决策，让一群曾经被定义为“敌人”的人重新归队，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这个国家的未来。 毛主席最后的政治决断之一，没有轰动的仪式，却在几十年后仍被视作新中国政治智慧与制度包容力的重要体现。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新华社《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