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追悼会：挽联长达6米，女儿亲吻遗像，300名广州市民自发送行 “2005年7月5日早上六点半，我得赶去殡仪馆，老胡，能陪我吗？”电话那头的战友语气颤抖。彼时广州细雨，门口已聚起长长的人流，几位退役老兵端着花篮站得笔直，他们说：这一次不是为首长值勤，而是为“老古”守候。 灵堂不大，却被白菊包围得几乎看不见黑色幕布。最显眼的是两侧那副六米长的挽联，黑底白字，端端正正垂到地面——“跟共产党行，来也崇高，去也崇高；学毛泽东生，生也光荣，死也光荣。”不少人抬头读完，都下意识地把帽檐压得更低，像在排队进入放映厅，只不过这回看不到大银幕，只有一张放大的遗像。 古月的女儿站在遗像前轻轻俯身，额头贴住相框边沿，嘴里什么都没说。片刻后，她回到家属席位，整个动作不到十秒，却让在场的群众突然安静下来，连雨声都像被撤了音轨。有人低声感叹：那神情，像极了《开国大典》里毛主席在天安门挥手的一幕，只是角色互换。 很多观众其实第一次认识古月，就是1981年的《西安事变》。胶片质感粗糙，音轨单声道，影院里吊扇吱呀作响，可当镜头推近，他抬起头、端起茶杯，台下一片抽气声——“真像！” 当年我还是排长，带着连队去看，伙计们回营路上一直模仿那句湖南腔：“同志们，形势严峻啊！”直到灯号熄灭都没停。 “像”并非偶然。时间拨回1978年，中央想拍纪念影片，第一道关就是找人。近代人物有照片，弄虚作假行不通。昆明军区文化队递上来二十几张彩照，82岁的叶剑英拿着放大镜盯了半天，突然把其中一张往怀里一揣，“耿飚，你把这小伙子资料给我。” 那张照片上的名字叫胡诗学，后来改名古月——“古为今用，月映苍穹”，他给自己取了这个颇有意味的艺名。 当时的古月，没有演戏资历，甚至连台词功底都薄。可他倔：一边跟摄影师学机位，一边拿湖南话磁带泡宿舍。最苦的是揣摩神态，他把主席从青年到晚年的影像剪成卡片，贴在木板上，饿了就嚼口馍，盯着那些照片找呼吸节奏。有人笑他“画皮”，他不吭声，第二天照旧六点起床练嗓。 1980年代拍片条件艰苦。外景队上井冈山，山里夜凉，古月穿着单薄中山装，嘴里冒白气，却坚持不披军大衣，“镜头里不能穿帮”。化妆师心疼，用热水壶给他烫手，他挥挥手，眼神还在对词本。有意思的是，他连抽烟姿势都记在本子上：两指夹烟，动作缓，指尖朝外，烟灰不弹由它自落——这一细节后来成了观众公认的“主席味”。 从《西安事变》到《大决战》，再到《重庆谈判》，古月总共扮演毛主席87次。导演谢晋有句调侃：“老古，一部戏拍完，你的青春又让给毛主席一次。”古月笑着回：“把青春交给革命领袖，也算值当。”听来诙谐，骨子里却透着那一代文艺兵的笃定。 1990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几位朝鲜导演专程找到他，拍合影时竟自觉侧身半步，把最显眼的位置留出来。古月尴尬地摆手：“我可不是真毛主席。”对方答：“可银幕里您就是。” 那晚他写日记：艺术的分量有时超出本人想象，越像，责任越重。 2005年7月2日凌晨，心肌梗死发作，他在电话里只说了句“胸口闷”，随后晕倒，再没醒来。年仅六十八。消息传到各地剧组，追悼会日期还没确定，广州影迷自发在论坛发帖：不到现场不心安。那会儿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不少四五十岁的观众打着公用电话互相通知，公交车上扎满了手捧白花的陌生人。 追悼当天，殡仪馆外的雨终于停了。广州湿热，数百名市民却守在路边，没有一人撑伞。灵车发动时，有位中年汉子突然跟着跑，他边跑边喊：“主席保重——哦不，老古保重——”声音哽咽。路两旁的军人行注目礼，雨水和汗水混成一道水痕，场面无比克制，却让旁观者背脊发紧。 古月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能把主席演到一百次，“整，整数，好记。”可戏拍到第八十七次，数字就定住了。遗憾吗？可能有，可他生前没再提过。朋友开玩笑问起，他摆手：“没完没了地算次数，像做表格，我可不喜欢做表格。” 有人拿他和同时代的特型演员比较，认为他“只会演主席”。事实并非如此。他年轻时在军区文工团演过话剧《甲午海南风》，还练过粤语唱段。《八十二号快车》里，局座本想让他演警长，他因日程冲突推掉。可观众和市场没有给他转型机会——“太像了，脱不开。”他自己也认了：与其勉强，不如专注。 追悼会散场后，我跟几位老兵在门外站了好久，没人提议，却没人离开。花圈撤走，殡仪馆员工把那副六米挽联卷起，小心放入车厢。车门关上那一刻，我脑海里跳出古月在《开国大典》里微笑挥手的镜头。不是怀旧，只是忽然意识到，银幕上的某些瞬间和现实人生被他硬生生缝合在了一起，再难分开。 特型演员的价值，未必是演技多高深，更多时候是一面镜子，照出大众记忆里对伟人的想象与敬意。古月用二十四年，把这面镜子擦得亮到晃眼。戏散人去，镜子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