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星空中，浩然是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他以 “写农民，给农民写” 为矢志不渝的宗旨 ，将笔触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大地，用一部部作品勾勒出中国农村在时代浪潮中的变迁与发展。从早期充满生活气息的短篇小说，到后来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巨著，浩然的创作生涯犹如一部生动的农村史诗，记录着农民的奋斗、梦想与希望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绘尤为经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为后世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样本 。 《艳阳天》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其阶级斗争叙事已相当成熟 。故事开篇，便将读者带入了一场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 。在东山坞，一群中农在居心不良的干部挑唆下，提出了土地分红的要求 。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实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思想分歧 。在中农们看来，土地是他们的重要资产，要求分红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然而，在萧长春眼中，这绝非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是否 “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大事 。他深知，一旦答应土地分红，就可能动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基，让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 。 萧长春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乡党委书记王国忠的启发下逐渐明晰的 。王国忠深刻地指出：“眼前东山坞的问题，不是多分点麦子、少卖点余粮，或者要当个大干部的问题，不是的，归根到底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是顶复杂的 。咱们是农业社的领导，是站在头边的人，对这个问题心中可得有数呀！”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萧长春恍然大悟 。他意识到，这场风波的背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较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从此，萧长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决心带领东山坞的贫雇农们，坚决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与一切破坏合作化的势力作斗争 。 在这场斗争中，萧长春并非孤军奋战，他拥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 。他的父亲萧老大，虽有时会因为他迟迟不肯相亲续弦而发脾气，但在大事上，始终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 。萧老大常常对人说：“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趟，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萧老大对新社会的感激，以及对儿子为农业社发展所做努力的自豪 。他充分理解儿子的事业，从不心疼儿子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更没说过半句拉后腿的话儿 。 念过中学的团支书焦淑红，决心回乡参加劳动，她年轻有朝气，充满了理想和热情 。她积极组织青年团员，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合作化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 。老饲养员马老四，对牲口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勤勤恳恳，一心扑在集体的饲养工作上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农业社的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团支部的宣传委员马翠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合作化的好处，让更多的农民了解并支持合作化运动 。 《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三部作品紧密相连，犹如一条连贯的历史纽带，共同展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貌 。从主题上看，它们都围绕着农村合作化这一核心展开，是对同一主题在不同阶段的深入挖掘和拓展 。《创业史》作为开篇之作，为整个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梁生宝的觉醒与初步实践，如同一颗种子，在农村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他对合作化理念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的作品提供了起点和方向 。 《艳阳天》则在《创业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与斗争 。土地分红引发的风波，将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分歧和利益冲突推向了高潮 。萧长春与中农们的斗争，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较量 。通过这场斗争，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合作化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金光大道》承接了前两部作品的主题，将合作化运动与党的路线紧密结合，使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高大泉带领芳草地的人们坚定不移地走 “组织起来” 的道路，体现了合作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