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曾批评浩然毫无文人气节，只是个报喜不报忧的“喜鹊”罢了！作家孙犁也直言:“浩然的每部作品都自带原罪，自诞生的那刻起，充满了血与泪。”但笔者认为，浩然作为“十年”时期独步文坛的作家，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特殊时期的佼佼者，与他的作动机、他对真实的特殊理解有密切关系。在当时，浩然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严格限制下，在《金光大道》等作品中建立了一套准确、精致的文学修辞。现在，浩然早已淡出了文学舞台，但他所塑造的积极分子及其思想方式、修辞方式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和我们的潜意识中。 《艳阳天》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生动展现了当时农村的社会风貌与阶级斗争 ，一经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浩然也随之家喻户晓，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共 1 万多封 。《金光大道》则以冀东芳草地村为背景，描绘了农民在共产党员高大泉的带领下，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历程。《西沙儿女》则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历史的尘埃逐渐落定，这些作品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浩然的作品是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产物，过于强调阶级斗争，成为了时代争鸣的演绎，失去了作家的个体性话语。例如《金光大道》，就被不少人视为 “十年” 主流文学的象征性符号之一，其再版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对此持有恶感，认为它是 “运动” 的产物，让人联想到 “革命样板” 。一些文学史教材也对其文学价值提出质疑，认为它在主题、人物到情节结构上，都深受时代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不能仅仅以时代的局限性来否定浩然作品的价值，在那些看似被政治话语主导的文字背后，依然有着对生活的真实描摹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重新审视 。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基层来看，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由无数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构建而成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土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是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根源。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流，乡土中国特有的稳定而单纯的农民文化也成为文学作品中被反复书写的对象。 浩然的小说贯穿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 “十七年”、“文革”，还是新时期，他都以独特的笔触，将传统的农民文化透过乡村日常生活或隐晦或鲜明地一以贯之。在他的笔下，乡村生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充满烟火气的真实场景。比如在《艳阳天》里，除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情节，我们还能看到乡村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麦收时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起伏，农民们在田间辛勤劳作，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丰收的期待；傍晚时分，袅袅炊烟从农家的烟囱中升起，妇人们在厨房忙碌，准备着一家人的晚餐，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耍，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些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真实，体会到农民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 。 在《艳阳天》中，浩然多次将笔墨落在乡村的夜色与晨曦之上。“五月末的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像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圆圆的月亮从东边山梁上爬出来，如同一盏大灯笼，把个奇石密布的山谷照的亮堂堂，把树枝、幼草的影子投射在小路上，花花点点，悠悠荡荡。宿鸟在枝头上叫着，小虫子在草棵里蹦着，梯田里的青苗在拔节生长着；即使在夜间，山野中也有万千生命在欢腾着……” 这段描写，以天空、月亮、山谷、树枝、幼草、宿鸟、小虫子、青苗等诸多元素，构建起一个清新美好的乡村夜晚。天空的蓝晶晶，月亮的明亮，影子的花花点点，动静结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让读者感受到乡村夜晚的宁静与美好 。 而 “血红的霞光涂抹在房脊和树梢上；各腔各调的音波，从低到高，在村庄上空飘荡起来了。圈了一夜的公鸡、母鸡，在街上撒着欢，找着、抢着被夜风从树上摇下来的小虫子。水桶里滴洒出来的水点儿，一溜一行、弯弯曲曲，从每一家门口，连到官井沿上……” 这段对晨曦的描绘，则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霞光、房脊、树梢、公鸡、母鸡、小虫子、水点儿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晨曦图，展现出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真实 。 在《金光大道》里，同样不乏对自然风光的精彩描写。“枝杈繁荣的老槐树，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像花生果一样的槐豆豆。成熟了的向日葵，像一根根竹杆子挑起的一顶顶黄色锦缎的帽子，伸出高高的院墙。墙头上，爬着豆秧。紫色的花朵开得正旺盛，垂着玻璃片似的豆荚。那中间，还有小磨盘似的窝瓜，如同涂了朱漆，上了油彩，又好像穿着红兜肚的胖娃娃，仰卧在那儿晒太阳。” 作者运用形象的比喻，将槐豆豆比作花生果，向日葵比作黄色锦缎的帽子，豆荚比作玻璃片，窝瓜比作胖娃娃，赋予了这些自然景物鲜活的生命力，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丰收美景 。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