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王明（陈绍禹）带着共产国际的“光环”抵达延安。彼时他已是共产国

1937年11月，王明（陈绍禹）带着共产国际的“光环”抵达延安。彼时他已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党内崇苏的氛围中，这重身份让他自带“国际路线化身”的气场，甚至被部分人视作“斯大林派回的钦差大臣”。刚到延安，他便抛出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要求中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全面配合国民党正规战，还直言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确立的“游击战为主、发动群众”方针是“狭隘经验论”。两种路线的碰撞，从他踏入延安的那一刻就已点燃。 会议开始后，王明的“国际背景”显然发挥了作用。多数干部受其影响，纷纷支持他的主张，毛泽东后来回忆：“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更关键的是，会议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明虽位列毛泽东之后，却借由新成立的长江局（由他任书记，周恩来为副）形成了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多次未经延安批准便向全党发号施令，南方的统战与军事部署几乎被其掌控。 彼时的党内高层，立场分化明显。贺龙是少数公开支持毛泽东的将领，他率领120师在晋西北坚决推行游击战，1938年的晋西北七城战役便是明证——用实打实的战果证明了独立自主方针的有效性。而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则态度暧昧，未明确站队；甚至河南省委等地方组织，一度称王明为“强大领袖”。这样的局面下，毛泽东的路线主张暂时处于下风。 王明路线的危害很快在实践中显现。受长江局指挥的新四军行动受限，错失了发展壮大的时机；部分根据地弱化群众动员，盲目配合国民党作战，险些丧失了立足根基。毛泽东曾严肃警示：若继续此路线，中共恐将彻底丧失独立性。 转折点出现在1938年。这年，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明确指示：“中共领袖应坚持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这份指示直接否定了王明路线的合法性。同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长江局被撤销，王明调任统战工作，彻底退出了决策核心。 此后的历史中，关于王明的争议并未停歇。1941年，他住院治疗时因甘汞（当时用于治肝炎的药物）的副作用引发汞中毒，却借此诬陷中央“蓄意谋害”。调查最终证实这仅是医疗事故，主治医师金茂岳公开检讨，但王明晚年仍在回忆录中歪曲此事。纵观其一生，早期虽有理论素养突出、参与共产国际政策制定的贡献，却因教条化照搬苏联经验（如1931年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损失，晚年更滞留苏联并著书攻击中共，1974年客死莫斯科，留下复杂的历史印记。十二月会议的这段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自主性与国际权威间的艰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