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劝抗日名将鲁道源归顺解放军，他沉思良久后说：忠臣不事二主 “1949年2月，武汉·汉口江滩——张轸递过一杯滚烫的茶水，压低声音：‘老鲁，风向已变，再坚持意义不大。’”一句平静的劝告，却像江水里的暗流，撞在鲁道源的心口。 此时的长江两岸，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国民党野战主力所剩无几。龙烟滚滚的渡江战役，只差临门一脚。从军三十年的鲁道源，不缺情报，他比谁都清楚前线状况：华东野战军已于安庆、九江一线集结，越过江面只是时间问题。
回到客栈，他脱下军大衣，旧伤隐隐作痛。身边只有几名卫士——昔日五万滇军精锐，已在徐蚌会战、赣北阻击战中折损殆尽。鲁道源看着残破的番号手杖，心里明白：58军实际上已不存在。“归顺”两个字，在屋里来回撞，却怎样也落不到他的嘴边。 很多人忘了鲁道源是云南昌宁人。清末民初，小山城消息闭塞，他却能背出严复的原文，还能写旧体诗。1912年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叶剑英成为“同窗”。那一年，他十九岁，拿着家里唯一的银元去昆明，母亲只叮嘱一句：“好男儿保疆土。”
毕业后，鲁道源先在唐继尧麾下任营长，随后火线升团长。到30岁时已挂少将肩章，滇军里颇有“鲁大胆”的说法。龙云接掌云南，他又调入新编11师。1935年前后，他奉命“围剿”过红军，这是鲁道源一直回避的话题。朋友提起，他只是摆手：“那会儿看不清。” 全面抗战爆发，新编11师被并入第58军。第一次长沙会战，鲁道源用42天，沿赣北山区布防，硬生生顶住日军藤原支队。孙立人夸他：“滇军里最像川军那股狠劲的，只有老鲁。” 最惊险的还是1941年九岭阻击。那年冬天，他腹疾复发，高烧不退，却拄着指挥刀往前线顶。九岭争夺七天，58军携手60军夺回高地，随后在影珠山完成阻击，歼敌一万有余。蒋介石电令嘉奖，却附上一句：“如让敌脱逃，军长即地解。”鲁道源读罢，只说：“行军打仗，本该如此。”
影珠山胜利，鲁道源写下《影珠山烈士碑歌》。这首150字的碑歌，被士兵刻在青石碑上。有人笑他“舞文弄墨”，他回道：“战死的弟兄若没个念想，山风一吹就散了。”不得不说，这种直白的情感，在当时的军界并不多见。 1943年常德会战，城已失守，鲁道源采取夜袭、迂迳、巷战三板斧，五昼夜便逼退日军。街巷里，士兵喊他“鲁师长别往前冲”，他却回头大吼：“子弹不会挑将军！”那次他获得三等云麾勋章。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鲁道源奉命赴南昌、九江受降。日军第34军司令笠原幸雄脱下两把佩刀，高举双手递来。“此刀八百年传家，如不是要回国复命，我已切腹。”鲁道源听完，只命译员答：“你若真信武士道，当年就别来中国。”一句话，让会场空气凝固。 胜利的欢呼声没持续多久，内战的炮火又起。鲁道源依命北上，接连与解放军交锋。淮海战役期间，第58军被包围三层，余部四散。1949年初，他辗转武汉，小住汉口。每日晨起，江面雾大，他站在码头，能听见对岸工厂汽笛。 张轸再来劝说，态度诚恳：“解放军需要会打仗的人，你投过去，不丢人。”鲁道源沉默良久，只答六字：“忠臣不事二主。”他说这话时，没有颤音，也没有自豪感，倒像陈述一条无法更改的老规矩。
朋友走后，鲁道源收拾行李，带着家眷取道广州、再转台北。后来在阳明山小楼里，他偶尔翻旧档，写写诗、改改词。谈到大陆往事，他不议成败，只感慨一句：“人各有志。” 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鲁道源如果选择起义，以他的资历，至少可在西南军区任要职；也有人指责他顽固保守。笔者倒觉得，这位滇籍将领始终被“武人之节”捆住手脚。他守的是个人信条，而不是滑不滑得动的政治天平。
战后多年，影珠山遗址仍能找到弹片和碉堡残墙，碑歌的字体已被苔藓遮去一半。当地老兵指着山口说：“那年要不是鲁师长顶着冲，日军全跑了。”传说变旧，却没完全散。抗日血战留下的硝烟已淡，但决定个人去向的那句“忠臣不事二主”，依旧锋利。 鲁道源的选择终归是历史的注脚还是个人的执念？答案或许各不相同。可在1949年的汉口江滩，他认定自己必须这样做，这就足够解释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