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徐向前住院治疗，见到毛主席时：主席，让我再去打一仗吧 “1945年2月的一天早晨，和平医院的窑洞里传来低沉的声音——‘护士同志，把我的军帽拿来，主席马上就到。’”值班护士愣了愣，随即加快脚步。屋外寒风呜咽，屋内油灯微跳，窑洞里的每个人都在悄悄整理衣襟——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探视。 毛泽东走进病房时，徐向前已用胳膊支住身体，尽量让自己挺直。肋膜炎带来的痛感仍在，但眼神里溢出久违的亮色。握手只是一瞬，毛泽东习惯性地打量战友的面色，然后轻声问：“怎么样，气还够用吧？”徐向前咧嘴一笑，声音有些沙哑：“比鬼子投降的日子还期待今天。”话音未落，他把话锋一转，“主席，让我再去打一仗！”
听上去像一句任性请求，可了解他的人都明白，那是一名将领对战场的天然归属感。徐向前并非嗜战。恰恰相反，延安整风让他更清楚“兵戈所指，为的是谁”。不过，战争形势在逼人。日军败相已现，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他心里盘算的其实是接下来的那场硬仗。 时间拨回一年半前。1944年7月，徐向前突然高烧、胸闷，被确诊为肋膜炎。那段日子，病痛一头，婚姻一头。与王靖长时间两地分离，摩擦越来越多，最终签下离婚书。走出民政科时，他只说了句：“先把命养回来，再谈别的。”这话没什么豪言，却透出一股子倔劲。 卧床期间，他没让脑子闲着。医院的床头柜上总堆着《苏军作战条例》《战争与和平》之类资料，有空就翻，遇到精要处还硬撑着坐起抄注。护士劝他：“歇歇吧，徐司令。”他摆手：“记在这儿，留给将来用。”说罢手指敲敲额头。
想象一下，一个病号却在琢磨战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他二十年前的模样。1924年春，他背着行囊从五台山下走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秘密招生。身体瘦，口音重，面试官打趣“像抽大烟的”。谁知体能考核，他手脚麻利，一口气做完高杆与越障，考官当场改了脸色。那一次，他仍叫徐象谦。直到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主持面试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小伙子就是你。” 徐向前在黄埔没做“明星学员”，却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分到前线后，他领教过陈炯明残部的火力，也见识过军阀混战的无序。1927年3月，在武汉，他正式入党，把名字改成“向前”——抖落旧尘，干脆利落。 从鄂豫皖到川陕，从红四方面军到西路军，他几乎把“吃劲”二字刻在履历上。同行的人说：“徐向前有股拧劲，难打的仗他总往前凑。”西路军折戟祁连山，血战高台，仅剩残部，他被捕后脱险。那一年，他才35岁，却已满头风霜。
抗战爆发后，他出任129师副师长、第一纵队司令员，枪林弹雨里依旧冷静。1939年，他与山东姑娘王靖成婚。战火下的婚礼，八桌粗粮，三声祝酒，夜里还得防空袭。感情的裂痕并不是因为战事，而是多年分合带来的隔阂。离婚，成了结局，也是必然。 再说回病房。毛泽东听完徐向前“再打一仗”的请求，目光柔和却不含糊：“身体是你指挥部第一文件。”指关节轻敲床沿，他顿了顿，“蒋介石迟早要逼我们动刀，我们不怕，但得有人扛大旗。养好，才能扛得稳。”
两人谈了很久。徐向前从病情聊到部队现状，从华北的兵力谈到华中的补给。毛泽东低头听，偶尔插一句：“有意思，继续说。”等到护士提醒输液时间，毛泽东才起身，顺手把棉被掖好：“青山在，柴不缺，记着。” 病况渐稳后，徐向前搬到枣园靠近毛泽东的窑洞。每天清晨，他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圈呼吸冷气，下午看文件，晚上写批注。周围人感慨：“病人里难得见这种劲头。”年底，他与王靖正式分手，情绪沉了两周。第三周，他把离婚证折叠好夹进回忆录，再没提过。 1946年“五四”，老战友张琴秋撮合他与黄杰。黄杰刚满25岁，在保育院带孩子，性子直。徐向前笑她：“你找我，可算自找麻烦。”黄杰回一句：“能打仗的人怕什么麻烦？”婚后第一个月，他咳到说不出话，黄杰夜里一勺一勺喂药。不久，国统区飞机轰炸延安，形势陡紧。
同年夏季，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中共中央商议华北、山西战局时，有人顾虑阎锡山根基深。徐向前把地图摊在桌上：“从雁门关到太原平川，每条公路我都走过，攻得下。”毛泽东放下烟杆：“就等你这句话。”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任命电报抵达武安，他接电后只交代一句：“背包打起，山西走。”那支七拼八凑的5万新兵，枪杂、炮少，训练靠吼嗓子。参谋不会写电报，他手把手教；士兵散漫，他陪着跑山地科目。半年后，运城、临汾相继告捷。晋中战役，他用6万兵力啃下阎锡山10万余众。有人感叹“以弱胜强”，他摆手：“按规律办事而已。” 太原尚在围困，他却因旧疾复发，被命令转入后方治疗。彭德怀接替前线指挥，他没有一句牢骚。回到榆次野战医院，他给司令部写信：“伤未好，全局要紧，勿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