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江西德安的司令部内，油灯微弱跳动。国民党少将救下了九万红军战士，建国后，毛主席亲自下令，一定要找到这位英雄！
几张摊开的地图上，密密麻麻标着碉堡坐标、兵力布置、进攻路线，这是蒋介石亲手批准的“铁桶计划”，三十万大军，三层包围圈，目标是彻底歼灭中央红军主力。
文件被人收进公文包时，那双手微微发紧——他清楚，若这些情报泄露，自己便是掉脑袋的结局，可就在这一瞬间，他已做出决定：必须把它送出去。
文件被密写在几本破旧书的夹层中，交到一名熟悉山路的地下党员手里，穿越封锁线时，他砸掉自己的门牙，满嘴是血地装作乞丐，躲过了盘查。
十天后，情报送到中央红军指挥部，距离敌军总攻只剩五天，正是这份信息，让红军提前突围，保存了八万余人的主力。
这位冒死泄露绝密的国民党少将，名叫莫雄，1891年，他降生在广东英德的一个清贫农家，孩提时放牛为生，日头一落便牵着牛回家，脚上总是沾满泥土。
后来，他被人看中壮实的体格，去了广州石室教堂当伙夫，日日与柴米油盐为伴，却始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十六岁那年，他怀着对腐朽旧政权的厌恶与改造国家的渴望，毅然加入同盟会，很快，他便投入到推翻清朝的洪流之中，在辛亥革命的枪林弹雨里拼杀，血水和硝烟成为他青春的底色。
此后，他又在北伐战场屡建战功，真心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一个强盛的新中国，然而，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像一柄冰冷的刀刺进他的信念。
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横尸街头，悬挂的头颅、淌在街巷的鲜血，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追随的阵营究竟在做什么，那种冲击，不是片刻的惊愕，而是长久的痛楚与迷惘。
几年后，他在上海与一群共产党人相识，这些人谈起未来，没有高官厚禄的诱惑，只有人人平等、百姓安宁的信念，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坚定的语气告诉他，中国可以有另一条路。
莫雄被深深触动，曾郑重提出加入他们的行列，却被劝留下来——因为在国民党高层，他的存在或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一刻，他心里像埋下了一颗种子，静静等待着破土的时机。 李克农曾告诉他：“你在敌人心脏里的价值，比在外面更大”，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34年秋，他毫不犹豫地把几名中共党员安插进司令部，等待机会为红军做事，“铁桶计划”情报传递的那一夜，莫雄已明白，自己的命运和那些在山野中转战的红军紧紧绑在了一起。
两年后，他调任贵州毕节，表面上继续“剿共”，实际上却成了另一场营救的幕后推手。
一次巡查，他发现山洞里躺着三千多名伤病红军，随时可能被军统特务抓获，蒋介石的命令是“彻底清剿”，但莫雄暗中派医生送药，又调开守军，让这些人两个月后悄然撤离。
1936年寒冬，黔西北的山路上凝结着薄霜，莫雄站在营帐外，望着远处红军队伍蜿蜒如黑蛇，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佩枪上的铜扣。
当传令兵第三次催促撤退时，他忽然扯下肩章掷在地上，青石板上溅起几点火星，"传令全军，退至十五里外扎营。"
这个决定让副官脸色发白——放红军过境的罪名，足以让整个粤军背上"通匪"的骂名，五个月后，南京军事法庭的铁窗将春光筛成细碎的光斑。
莫雄蜷在潮湿的草垫上，听着隔壁牢房传来的惨叫，手指在墙上刻下第三十七道划痕，刑讯室的皮鞭抽在骨头上时，他忽然想起毕节城外那个冻得直跺脚的红军小战士，那孩子塞给他半块烤土豆，说"等打跑了日本人，我请您吃热乎的"。
1938年北江畔的芦苇荡里，莫雄的部队正悄悄转移一批被捕的进步青年，月光下，他亲手解开青年们手腕上的麻绳，将备用的短枪塞进最年轻的小伙子掌心："往东走三十里，有个叫阿香的茶棚，接头暗号是'来壶观音茶'。"
当国军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河面时，他正蹲在船头划桨，后背的军装被冷汗浸成深色，1951年，特派员找到他时，这位曾经的粤军将领正蹲在墙角给流浪猫喂鱼骨头。
当"毛泽东同志请您回家"的话音落地，他布满皱纹的眼角突然涌出浑浊的泪，滴在褪色的军装袖章上——那上面"莫雄"二字已模糊得只剩轮廓。
晚年坐在广州东山的会客厅里，老人总爱摩挲着玻璃板下压着的旧照片，1936年的毕节城门、1945年的北江码头、1951年的轮船甲板，三张泛黄的影像里，始终站着同一个身形挺拔的军人。
那几本藏着情报的破字典、那片装作无事的空山沟、那一次默默放下枪口的瞬间——这些，才是他留给历史最珍贵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