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司令员杨勇刚回到房中，马上就被人用枪抵在了后脑勺上，再一回头才发现，奉命要刺杀自己的居然是自己的哥哥——杨世明。 这兄弟俩是湖南浏阳文家市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可后来走了完全不同的路，杨勇早早参加了革命，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打了无数硬仗，脸上身上全是枪伤留下的印记。 而杨世明，当年跟队伍走散后回了老家，为了混口饭吃进了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后来成了晃县的警察局长，只想在乱世里求个安稳。 那天杨世明来刺杀，心里本就七上八下的。他早就从背影和走路姿态里看出点眼熟，可真对上脸，听见杨勇喊出那句带着儿时记忆的“世明哥”，手里的枪“当啷”一声就掉在了地上。 多少年没见的兄弟，居然以这种方式重逢，俩人抱着哭了好一阵，那些政治立场、身份对立，在这一刻好像都淡了。 杨勇深知杨世明本性不坏，只是被逼无奈。当时晃县刚解放，潜伏的特务、散兵游勇和土匪搅在一起，老百姓白天不敢开门，晚上听见动静就躲床底。 杨世明一个旧警察局长，夹在中间日子不好过，说不定是特务拿他妻儿的性命要挟，才迫不得已干这事。 那晚兄弟俩聊了一整夜。杨勇没提半句责怪的话，就跟他讲共产党到底是啥样的，说那些“投降就杀头”的传言都是瞎编的。 第二天还拉着他上街看，解放军战士帮老百姓挑水、修房子，对俘虏也客客气气的，杨世明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 没过几天，杨勇派人端了特务的窝点，把被抓的嫂子和孩子救了出来。杨世明看着平安归来的家人，“咚”地给杨勇跪下了，一个劲儿说自己糊涂。 杨勇赶紧把他扶起来，劝他：“现在帮着解放军安定地方，才是对家乡人实在的好。” 这话彻底点醒了杨世明。他不光带着手下的警察全都缴了枪，还拿着杨勇写的劝降信，冒着风险去找那些躲在山里的国民党残部。 他跟老上司说：“我亲眼见了解放军的样子，再打下去不是害老百姓吗？”就这么凭着一股子实在劲儿，说动了一百多号人下山投诚。 晃县的匪患在几天内得到平息，百姓敲锣打鼓，向解放军赠送锦旗。这一兵不血刃的解决，为解放军后续向西南腹地进军，赢得了宝贵时间。 杨世明后来加入了剿匪队伍，与弟弟一同保护百姓，或成为县里的治安队员，积极参与地方民政事务，继续守护家乡，以另一种方式为新政权贡献力量。 说起来，那支掉在地上的枪，不光是兄弟情分拉住的，更是因为杨勇让人看清了实实在在的道理——谁真心为老百姓好，谁就能让人打心底里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