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 年11月，北京车站，一场精心策划的 “会议” 等着刘万春军长，然而迎接他的并非同僚，而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与一纸冰冷的逮捕令。 对方径直上前，亮出一纸命令，语气冰冷：“刘军长，你被捕了”。 刘万春，是当时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6 军军长，他完全没有料到，这趟旅程的终点并非会场，而是他双面人生的彻底终结。 刘万春的军旅生涯起点很高，这位出身河北交河的回族子弟，毕业于名将辈出的保定军校第九期。 他早年以治军严明而闻名军中，也正是这一点，让他获得了决定其一生命运的赏识。 1927 年 1 月，蒋介石亲临刘万春的驻地视察，面对最高统帅的到来，刘万春并未中断正在进行的军事训练，也没有上前迎接。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仅仅回答 “正在指挥作战”，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严肃态度，反而深深打动了蒋介石。 蒋介石当场对他大加赞赏，称其有西汉名将周亚夫的风范，这一句评价，成为刘万春日后平步青云的基石，将他与蒋介石的个人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然而，这位在战术操练上雷厉风行的将军，在面对 1949 年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时，却失去了往日的果决。 当傅作义在北平顺应大势，选择和平解放时，远在绥远的刘万春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犹豫。 他一面接待傅作义派来的和平代表，商讨起义事宜，表现出合作的姿态，另一面，他又要求对方不要急于公布协议，理由是 “部队思想不稳”，需要时间安抚。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傅作义对他产生了 “坐墙头观风” 的评价。 甚至他对前来谈判的中共代表更是设置了苛刻的条件，不许他们携带武器，甚至不准他们上街活动。 他内心的抗拒与表面的配合形成了鲜明对比，昔日那个杀伐果断的 “周亚夫” 形象，此刻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摇摆不定的投机者。 1949 年 9 月 19 日，在绥远和平起义的通电上，他最终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位列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与兵团司令孙兰峰之后，公开宣告脱离国民党阵营。 次年年初，他所统领的国民党第 111 军顺利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6 军，他本人也得以留任军长，从表面上看，刘万春似乎已经完成了从旧军阀到人民军队将领的身份转变，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可在这层公开身份的厚重掩护之下，一条通往台湾的秘密电波却被悄然建立起来。 早在起义前后，他便向国民党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秘密承诺，自己将会潜伏下来，充当 “内应”，等待时机响应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起义之后，他更是将这一密诺付诸了实际行动。 1950 年 7 月，他派遣自己的亲信李玉浩，辗转经由香港前往台湾，面见蒋介石，李玉浩带回了蒋介石的亲笔密令、一套全新的密码本、专用的无线电频率，以及一张任命刘万春为 “回任将军” 的委任状。 与此同时，他还将国民党特务赵思武安插在部队的要害部门，利用军队的电台设备，与台湾方面保持着频繁的秘密联系。 朝鲜战争爆发后，绥远地区叛乱活动频发，事后调查显示，刘万春在背后的煽动与串通是导致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驱动刘万春一步步走向背叛深渊的根本原因，或许并非顽固的政治信仰，而是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个人愚忠，因为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远远不止当年那句 “周亚夫” 的称赞。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任职期间，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亲自过问其家眷的安排情况，并因此事当面责备了办事不力的陈诚，这个细微的举动，让刘万春感动到落泪。 这种被最高领袖 “看重” 和 “关怀” 的个人情感体验，成为他一生都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他将这份恩情视为必须偿还的债务，即使这意味着要与整个时代的潮流为敌。 然而，他精心构建的秘密情报网络，早已被我方情报部门渗透，一位被成功策反的原军统骨干武毓美，成为了截断其通敌之路的关键人物，他与台湾之间往来的电报，被一封封完整地截获并破译。 当办案人员将那些截获的电报、来自台湾的委任状等铁证摆在他面前时，刘万春最初的嘴硬和抵赖，迅速变成了长久的沉默。 他最终承认了与台湾方面保持通讯联络的事实，但仍在做最后的辩解，声称自己并无意发动武装暴动。 事件发生后，曾与他一同起义的董其武为他多方求情，毛泽东在审阅案件报告后亲自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 这道批示让他免于一死，但长达十七年的牢狱生涯却无法避免。 直到 1979 年，他才留下一句饱含沧桑的感慨：“人得跟着历史走，不能跟历史拧着干”。
参考资料： 《傅作义起义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12-23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