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农民钟发镇被人诬陷是汉奸，他感到非常的委屈，经常夜里独自落泪。就在他非常无助的时候，他想到了李先念，于是便给他写信：“领导，你一定要帮我证明啊！” 钟发镇1919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兴国是苏区的心脏，革命热情高涨，家家户户都盼着翻身。钟发镇的父亲早年参加农会，组织乡亲们反抗地主，可惜被敌人破坏，农会解散，父亲不堪迫害自尽，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1932年，红军来到兴国，分田地、办识字班，钟发镇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希望。他学会了写字，知道了“革命”二字的含义。13岁那年，村里征兵，他眼巴巴看着同伴报名，忍不住也跑去要求参军。红军干部嫌他太小，劝他回家，他却死活不肯，硬是赖在征兵处，直到被收下，成了医院的卫生员。 卫生员的工作不轻松，钟发镇每天推着独轮车运药材，帮着清洗伤员的绷带。1934年，中央苏区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决定长征。考虑到路途凶险，部队决定遣散部分年幼的战士，钟发镇也在名单上，领导给了他几块银元让他回家。他却把钱推回去，执意要随军北上。领导拗不过他，只好让他加入红五军团政治处，负责写标语、喊口号。长征路上，红五军团负责殿后，顶着敌人的追击，钟发镇背着宣传板，踩着泥泞的山路，饿了啃干粮，冷了裹单衣，始终没掉队。 1935年，钟发镇在泸定桥因照顾伤员落了后。大渡河水湍急，铁索桥摇摇晃晃，他费尽全力才过了桥，之后翻越夹金山，追上大部队。红军会师后，他被编入西路军红九军，学起了电报技术，成了电报员。西路军西征，试图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却陷入马步芳部的围剿。古浪一战，西路军损失惨重，电报机旁堆满了求援电文，钟发镇日夜守着机器，手指敲到发麻。最终，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几乎全军覆没，他突围时被俘。敌人审问他时，他死守电报员身份的秘密，被遣送到西宁看守军官家。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想去陕北找红军，可路上关卡重重，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 1943年，钟发镇辗转回到兴国老家。为了避祸，他改名换姓，靠种田谋生，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红军经历被人翻出，却被扣上“汉奸”“逃兵”的帽子。村里人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连他儿子的工作都因为“父亲历史问题”被卡。钟发镇忍了又忍，可流言像刀子一样，割得他喘不过气。1973年，他再也受不了，决定给李先念写信求助。他铺开一张旧纸，借着昏暗的灯光，写下自己的经历，恳求老首长帮他证明清白。信寄出去后，他每天守在村口，等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盼着北京的回音。 那段时间，钟发镇的生活像是被流言压得喘不过气。村里人背后议论，走到哪儿都有人斜眼看他。他挑着柴火从田里回来，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总能听见几句刺耳的闲话。家里，儿子拿回被退的求职信，默默放在桌上，他看着信纸，手攥得紧紧的。夜里，他坐在土屋里，油灯的光晃得墙影乱颤，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他想起西路军时的苦日子，想起李先念在电报机旁指挥的身影，觉得只有老首长能帮他洗刷这冤屈。他翻出旧纸，蘸着墨水，一笔一划写下求助信，字迹歪斜却满是真诚。信封封好，他步行十几里到镇上邮局，递给柜台的邮递员，目光追着邮袋，直到它被装上车。 寄信后，钟发镇每天早早站在村口，盯着远处的土路。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响，他就快步迎上去，接过信件，急着拆开看。几周过去，没等到回信，他还是每天守着，风吹日晒也不在意。终于，一天傍晚，邮递员送来一封北京来的信。他拆开信封，手指划过纸面，看到李先念的亲笔回复，证明他是红军失散人员，绝非叛徒。那一刻，压在心头的石头似乎轻了些，他小心收好信，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变化。 李先念的信到了江西，地方政府马上行动起来。县里派干部到钟发镇家，拿出笔记本，详细问他的经历。他从床底拖出个旧木箱，翻出一块褪色的红军臂章，红星还隐约可见。他讲起长征的艰辛、西路军的战斗，语速慢但条理清楚。干部记下后，带回县里核查，很快确认了他的红军身份。村里的流言渐渐没了声，过去背后嚼舌根的人不再吭气。政府按政策给他落实了老红军待遇，发了补贴，还修了间砖瓦房。他搬新家那天，邻居们帮忙抬家具，院子里摆满红纸，喜气洋洋。儿子也在县城找到工作，每月寄回工资单，他叠好放进抽屉，日子终于有了盼头。 钟发镇晚年常被请到学校讲革命故事。他穿上那件珍藏的红军服，臂章在阳光下闪光，站在讲台上，讲泸定桥的险、夹金山的冷，还有西路军的苦战。孩子们围着他，听得入神。他还常被请到村里的纪念活动，胸前佩着红花，坐在主位，成了老红军精神的象征。他的故事在兴国传开，激励着后人记住那段艰苦的岁月，珍惜现在的太平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