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南京大屠杀的照片！”1941年，13岁的男孩吴旋，在南京毗卢寺的茅房夹墙里，发现一个油纸包，里面全是照片！ 罗瑾192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人家，早年因为家里穷，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出来讨生活。1937年日军打进南京，他才14岁，在国际安全区里躲过了那场浩劫。转过年1月，他去估衣廊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主要干冲洗胶卷和收拾设备的活。那时候南京电力不稳，他总在暗淡的灯光下操作机器，手上沾满化学药水的味儿。馆子里空气里一股显影液的刺鼻味，柜台上堆着各种胶卷盒。 有一天，一个日军少尉推门进来，腰上别着刀，手里拿着两个120樱花牌胶卷，让马上冲洗。他用生硬的中文指挥，罗瑾接过胶卷就进了暗房。暗房又窄又湿，他戴上手套，把胶卷泡进药水槽，轻轻摇动看着图像出来。照片慢慢清楚了，上面是日军士兵开枪打中国人、烧房子和欺负妇女的画面。他停下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继续把活干完。军官在门外嚷嚷，他赶紧晾干底片，从中挑出16张清楚的，用备用药水多印了一份。 罗瑾把这些照片剪齐，用胶水贴在一个小册子上。他拿笔在封面画了把带血的刺刀和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写个大大的“耻”字，四周用黑墨涂边。弄好后，他用油纸裹住，藏在店里的房梁上。每天收工，他都会爬梯子瞧瞧，确保没动。1938年后，日军搜查越来越严，他就把册子挪到自家茅房墙缝里，用泥土抹平，压实了表面不露痕迹。 吴旋原名叫吴连凯，1928年出生在南京普通家庭。1937年大屠杀时，他9岁，躲在家里看到日军枪杀邻居，一家子勉强活下来。1940年，汪伪政府征青少年，他被拉进警卫旅通讯训练队，住在南京毗卢寺。寺里条件差，一百多个少年睡硬板床，早起练电讯技能。日军顾问经常转悠，挥鞭子纠正动作。吴旋个子瘦小，但手脚利索，很快就学会用电报机，手上磨出老茧。 训练队里，罗瑾那年也进来了，两人分在一个营，但没啥深交。罗瑾把那本秘密册子带进队，藏在行李底下。1941年初，队里因为找到不明东西加强检查，他晚上溜出宿舍，去寺庙茅房。蹲下来，他用小刀撬墙砖，塞进册子，再用泥巴糊住，拍平墙面。回去时，他擦掉手上的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1941年春天，吴旋去毗卢寺茅房方便，看到墙角泥土松了。他蹲下，用手指抠泥块，缝隙越来越大，露出一团油纸包的东西。周围没人，寺院里风吹树叶响。他弯腰拿出来，抖手打开油纸，里面就是那本册子。照片上日军士兵砍人、堆尸体和毁房子的样子。他赶紧合上，用油纸裹紧，塞进衣兜。 出了茅房，阳光照在寺院，他绕大殿转了几圈。僧人敲木鱼的声音从殿里传出，他低头躲开队友的眼。决定藏起来，他午休时溜到万福楼弥勒佛像那儿。跪地伸手探底座下面的空洞，把册子推进去，用布条挡住。晚上值班，他躺在铺位上，双手交叉枕在头下。 几天后，吴旋又去茅房检查原地方，确认缝里空了。他取出册子，藏在自己东西里。训练时，日军顾问突然搜宿舍，他就把册子移到佛像底座。搜查时，士兵翻箱倒柜，扔出衣服，他站在边上双手紧握。搜完，他松开手指，擦擦额头。 1941年秋天，吴旋调到通济门外第五团。他收拾行李，晚上溜到佛像前，伸手拿册子，放进黑色皮包底层。路上，他背包跟着队伍，脚踩泥土路。到新地方，他把册子藏床下木箱，盖上衣服。平时训练，他修电话线，手缠电线，时不时检查箱子。 册子保存的过程风险大。一次团里清查，他提前移到附近树洞，用树叶盖住。清查士兵用枪托戳，他站在队里看着前方。事后，他挖出册子，擦掉泥，重新藏好。1945年抗战结束，他回南京，把册子放家里抽屉底，用书压住。 1946年10月，南京临时参议会贴布告，征日军罪证。吴旋看见，从家取出册子，写呈文说明保存经过，走路去议会交。官员翻照片，点头记下。第二年2月，册子编成“京字第一号”证据，在励志社法庭拿出来。审谷寿夫时，检察官举册子，日军将领坐在被告席，双手放膝上。4月26日，谷寿夫在雨花台枪决，士兵押他去刑场，开枪执行。 罗瑾发现册子没了，收拾行李，买火车票逃出南京。火车上，他坐硬座，看窗外景物闪过。到安徽乡下，他隐居种地，手在田里干活。后来去福建大田，开小照相馆，柜台后冲顾客胶卷。1947年搬上海，继续做照相生意，手操作老机器。 1993年，罗瑾回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展出的照片。他走近玻璃柜，伸手摸照片复制品。第二年6月，两人重逢在馆前广场。吴旋和罗瑾握手，站在照片墙下聊。吴旋拿出旧照片，罗瑾点头看。合影时，他们肩并肩站，身后是纪念碑。 吴旋1997年病逝，家人整理东西，包括那张重逢照片。罗瑾2005年在上海去世，活到82岁。册子原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制品在纪念馆展。2015年，这些照片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专家在巴黎会上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