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一位老妇人请 “汉奸” 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道 “孩子，给我弄 300 发子弹。汉奸一瞪眼：“你要子弹干啥？”“给八路军。” 汉奸啪的一拍桌子，噌的一下，站起来：“你不想活了？ 这顿饭没人再动一口。马宗英不是疯了，她心里早有一团火，烧得她坐不住。她知道，沂蒙山区的那片天，已经被日军的“扫荡”压得喘不过气。八路军在前线拼刺刀，子弹却少得可怜，平均每人不到五发。没子弹，命就悬在刀尖上。她一个卖包子的老太太，凭什么敢说这话？因为她不是普通人，她是滨海情报站的地下党，眼神里藏着刀，胆子里装着火。 马宗英五十多岁，背有点驼，双手因为常年揉面粗糙得像老树皮。她每天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卖包子，吆喝声在镇上回荡，谁也不会想到，这辆破车底下藏着情报，夹层里塞着希望。而王云蓬，她的侄子，穿着伪军制服，表面上是日本人的走狗，可心底那点血性还没被磨灭。他知道婶子在地下党的事，也知道她那句“怕死还做什么地下党”的狠话，像鞭子抽在他心上。 三天后，王云蓬站在伪军据点的库房前，手心全是汗。他找到大队长魏洪展，点上一根烟，笑得有点僵：“哥，咱这枪都快生锈了，子弹不够打靶啊。”魏洪展吐了个烟圈，斜眼看他：“你小子啥时候操心这个了？”王云蓬从兜里掏出一块腊肉，塞过去：“这不是想跟您好好干嘛。”他心跳得像擂鼓，怕一个眼神露了馅。 领子弹那天，他故意踢翻一个弹药箱，趁着后勤兵骂骂咧咧捡子弹的空当，往怀里揣了三盒子弹。铁皮盒子硌得肋骨生疼，他咬紧牙关，挺直腰板走出去。路过操场时，两个日军正在用刺刀挑老乡的草帽取乐，他突然想起婶子提过的“二柱他爹”，腿被日本人打折，只因藏了个八路军伤兵。怀里的子弹像烧红的炭，他低头快步离开。 马宗英的独轮车早就等在据点后墙，稻草下藏着夹层，子弹用油纸包好，上面盖着刚出锅的糖包。她推车时，手指攥着车把，指节发白。城门口，伪军查得严，一个戴眼镜的翻译官用刺刀挑开路人的包袱，棉花絮飞得像雪。她推着车走过去，笑着递上两个热包子：“老总，尝尝，刚出笼的。”翻译官咬了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流。趁他低头的功夫，她慢悠悠掏出一张通行证，上面有王云蓬的签字和两人合影。 “王队长的亲戚？”伪军语气软了点，可脚边的狼狗突然对着车底狂吠。马宗英的心跳到嗓子眼，脸上却笑得自然，拍了拍狗头：“这畜生，认生。”她故意抬了抬车把，露出夹层边角的补丁：“你看这破车，除了包子还能藏啥？”伪军踹了狗一脚，挥手放行。她推着车走出城门，后背的汗把蓝布衫浸得透湿。 傍晚的山路上，八路军交通员于秀连接头，掀开夹层看到子弹时，眼睛亮得像星：“马大娘，这300发子弹能救多少弟兄！”马宗英没说话，看着年轻人把子弹装进枪里，动作利索得像割麦。她突然想起自己男人，1938年跟日本人拼刺刀，枪里只剩三发子弹，血染红了半个山坡。 这不是马宗英第一次冒险。1940年，她曾以“回乡上坟”为名，打探游击队长张盼林的下落，得知他被活埋后，连夜报信，让游击队抢回遗体。1943年，情报站长邢乐川被捕，她冲到城门口，哭喊着“是我亲兄弟”，用命担保把人救出。她还让小儿子在伪军厕所塞传单，制造恐慌，逼得敌人草木皆兵。这些事，她从不张扬，却桩桩件件都在刀尖上跳舞。 王云蓬的日子也不好过。子弹事件暴露后，他被日伪逮捕，严刑拷打下咬死说“卖给了土匪”，后被发配到伪满洲国做苦力。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老家，种了三亩薄田，逢年过节给马宗英送袋新米，却从不提当年的事。有人说他当过汉奸，有人说他心底有良知。历史没给他定论，但那300发子弹，实实在在救了人，守了山头。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天，马宗英在镇上卖包子，看见王云蓬把伪军制服扔进火堆，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1972年她去世，枕头下压着那张通行证，夹层里还有半颗发黄的糖，那是王云蓬当年塞给她的，说“路上含着，甜”。1992年，她被评为“山东红嫂”，1999年去世，享年90岁，留下的只有几件旧衣和那件双面夹袄。 沂蒙山区的抗战，是无数像马宗英一样的普通人，用血肉之躯撑起的希望。1941年，日军对沂蒙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八路军115师和当地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据史料记载，沂蒙根据地军民在抗战期间共歼灭日伪军11万余人，收复县城20座，建立了2400万人口的根据地。马宗英们的贡献，虽未载入显赫的史册，却如火种，点燃了抗战的希望。她们的故事，融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激励着后人。 那顿饭，那辆车，那300发子弹，早已化作沂蒙山里的风，吹过每一个不屈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