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刘亚楼病逝前，叫来了小他18岁的中俄混血妻子翟云英，对她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你，我走后，你可另寻良伴！”
主要信源：（时代的选择：刘亚楼与翟云英的故事）
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妻子翟云英说：“你还年轻，可以另寻良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份解脱，一个终点。但对翟云英来说，这却是她后半生一份更重契约的开始。
他们之间的过往，打从开端起，就与那些浸着甜腻的浪漫桥段毫无干系。一个是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的开国上将，35岁，经历过两段婚姻。另一个是中俄混血的18岁姑娘，父亲是革命烈士。
控诉日军暴行的大会现场，悲愤的声浪席卷每一个角落，也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刘亚楼的目光第一次落在了她的身上。那个女孩眼里的那股“劲儿”，让他过目不忘。
日子往后推了些时候，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从中牵线搭桥，这才让两人有了一场正式的碰面。翟云英对这个高大、气度不凡的军人印象极好，握手时脸都红了。
刘亚楼没有许诺什么荣华富贵，他很坦诚，说军人的生活只有艰苦，甚至是流血牺牲。面对提问，翟云英的回应毫不迟疑：“吃苦这件事，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盟约，一份以革命为名的灵魂契约。
这份契约，很快就得到了翟云英母亲安娜的认可。面对她时，刘亚楼张口便用娴熟的俄语唤了声 “妈妈莎”，话语里满是真诚，还郑重许诺会以对待母亲的心意奉养她，尽一份子女的孝心。
这位苏联女性的心，瞬间就被这个中国军人打动了。
婚后的生活，完美印证了刘亚楼当初的“风险告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家对于他，更像是个偶尔落脚的地方。聚少离多是常态。
翟云英的婚姻，是在一次次别离和等待中度过的。她曾抱着孩子随部队在东北的林海雪原里转移，也曾顶着炮火，去前线给丈夫送一壶蜂蜜水和几块“列巴”。
建国后，刘亚楼投身空军建设，更忙了。家中大小事务皆压在翟云英肩上，她独自一人咬牙扛下了所有，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委屈，更不曾有过半分抱怨。有一次她住院一个多月，收到的只是刘亚楼托人送来的两箱苹果。
另有一回，妻子正发着高烧，身体虚弱不堪，可偏偏赶上新机型试飞的关键节点，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刘亚楼，他纵使满心牵挂，也实在抽不开身离开岗位。她一个人在家里偷偷哭了一场，擦干眼泪，还是给丈夫炖了鸡汤送去。
她对医生说，丈夫的心在天上，她只愿他成功。她告诉孩子们，爸爸不是不爱家，他是在教飞机飞得更高，好保卫这个家。
时光流转至 1965 年的早春时节，料峭寒意尚未完全褪去，刘亚楼的身体却骤然垮了下来 —— 经诊断，他已是肝癌晚期。
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份嘱托，这是他们契约的最后条款：把孩子们培养成自食其力的人；为他的老父亲养老送终；帮岳母安娜找到在苏联失散六十年的亲人。
翟云英用余生，去践行这份生命的托付。她终身未再嫁，每年清明，都会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他。
三个孩子被她抚养成人，一个进了电影制片厂，两个成了军队干部。远在老家的公公，她按时寄钱，尽心赡养，直至为老人送终。
真正的阻碍，恰是这第三桩事。时光的指针转过七十年代末，当中华与苏维埃联邦的关系终于从冰封走向缓和，她才得以借助苏联红十字会这一渠道，如同在浩渺沙海中捡拾细沙般，一点点拼凑着可能的线索，艰难地开启了寻觅之路。这条路，一走就是好几年。
终于在1989年，安娜在苏联的侄儿一家来到了北京。当白发苍苍的安娜看到亲人时，激动得将侄儿错认成了自己的哥哥，抱着他嚎啕大哭。那一刻，刘亚楼最后的遗愿，也完成了。
刘亚楼的军装口袋里，曾发现一张俄文纸条：“我的云英，是中国的玫瑰，也是俄国的向日葵。”他没有选择“另寻良伴”，因为她选择用一生，去完成他们之间那份跨越生死的契约。
这，或许就是最长情的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