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儿子看着母亲满头的银丝和脸上深深的皱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个当年不辞而别的母亲，如今带着一身风霜归来，却依然眼神坚定。 王承书轻轻拍着儿子的背，声音哽咽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她不是不爱家人，而是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那个需要她隐姓埋名十七年的国家任务。 1930年，18岁的王承书毅然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成为班里唯一的女生。当时社会对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充满偏见，她却用实力证明了自己，1934年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后又获得硕士学位。 在燕京大学，她不仅收获了知识，还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张文裕，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因科学结缘。 1941年，王承书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赴美深造。她与导师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轰动世界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一成果至今仍在物理学界广泛应用。她的导师曾断言，如果留在美国，她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王承书与丈夫毫不犹豫地决定回国。尽管面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科研材料被没收、受到严密监视，他们始终没有动摇。 经过7年不懈努力，1956年，王承书夫妇终于带着装满300多个包裹的书籍和笔记回到祖国。 回国后，王承书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她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誓言。 1958年，钱三强邀请她从事国内空白的热核聚变研究。46岁的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这意味着要离开年幼的儿子，从头开始一个全新领域。 1961年，苏联专家撤走，中国原子弹研制中最关键的高浓铀提炼陷入困境。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转攻铀同位素分离。当被告知这项工作需要绝密保密、隐姓埋名，放弃所有已有成就时，她的回答依然是：“我愿意”。 王承书告别家人，只身前往西北的504厂。那里条件艰苦，生活简陋。作为厂里唯一的女科学家，她整日与冰冷的数据和机器为伴，常常工作到深夜。 高浓铀的研制任务艰巨而紧迫。王承书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计算、验证。她坚持用机械计算机一遍遍核算，有用数据装满了三个抽屉。高强度的工作让不满50岁的她早生华发。 然而，巨大的成功背后，王承书依旧选择继续隐身。此后漫长岁月里，她始终恪守保密承诺，默默无闻地为中国核事业贡献余生。 直到1978年，66岁的王承书才重返北京与家人团聚。面对已然长大的孩子和分别多年的丈夫，她心中有愧，却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晚年，她将自己一生积蓄的十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用于资助贫困孩子读书，遗体也捐献给医学研究，书籍和笔记全部留给科研单位。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 王承书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她的三次“我愿意”，是一次次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的毅然抉择。 在当今时代，我们或许不再需要每个人都隐姓埋名，但这种“国家需要就是我的选择”的精神，依然值得铭记和学习。 尤其是女性科研工作者，王承书的故事更是一种激励：不要被任何标签定义，勇敢追求自己的科学梦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国内权威媒体报道信源： 共青团中央《中国核事业耀眼的女性！她被认为能获诺贝尔奖，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