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离休后的149师副师长曹从连在烈士陵园抚摸儿子曹辉的墓碑，40年前，曹辉就是在距离曹从连200多米的位置牺牲的！ 这事儿，还得从1979年说起。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当时，曹从连是50军149师446团的团长，他儿子曹辉，一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也在部队里。 开战前，军卫生处的处长是曹从连的老战友，特意跑来找他，说：“老曹，要打仗了，你把曹辉调到军部来吧，后方安全点。” 一边是枪林弹雨的未知前线，一边是相对安全的后方机关，自己的亲骨肉。这道选择题，搁谁身上都得掂量掂量。 但曹从连是怎么回答的？他几乎没犹豫，“现在要打仗了，我作为团长，把自己的孩子往后方调，影响太不好了。我的儿子是儿子，别人的儿子也是儿子呀！” 他不但没把儿子往后调，还干了一件更“狠心”的事。他亲自给儿子所在的445团团长，也是他的老战友打电话，提了个要求：“把曹辉给我调到尖刀连去，让他去啃‘硬骨头’！” 电话那头的老战友都急了：“你这又是何苦呢？” 曹从连的话很平静，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里：“军人，上了战场就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别把他当我的儿子，别给他特殊照顾。” 就这么着，18岁的曹辉，成了一名尖刀连的战士，冲在了最前面。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曹从连“不近人情”。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信念。这不是什么“官二代”镀金，而是“将门虎子”的担当。他不光是曹辉的父亲，更是一团之长，他背后站着成千上万个和曹辉一样年轻的士兵，以及他们远方的父母。 1979年3月1日，攻打沙巴县城的战斗打响了。沙巴是块硬骨头，越军经营多年，工事坚固。曹从连坐镇团部指挥，他儿子曹辉所在的445团配属坦克支援。 战斗开始前，曹辉乘坐的坦克路过父亲的指挥部。他站在炮塔上，远远地看到了父亲，赶紧让坦克停下，跳下来，一个标准的军礼：“首长辛苦！” 曹从连看着儿子年轻的脸庞，只说了一句：“下次别站坦克上，太危险。” 曹辉却回答：“首长，我做不到。” 这话听着像顶嘴，但背后却是当时残酷的现实。咱们那会儿的坦克，技术没那么先进，乘员舱的观察视野有限，存在很多死角。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只能派战士站在坦克外面，充当“眼睛”，引导炮火，观察敌情。 这无疑是把血肉之躯，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曹从连心里一沉，他知道儿子说的是事实，没再多说。父子俩的这次对话，成了永别。 战斗打响后，曹辉和战友们配合坦克，打得非常勇猛，连续端掉了好几个越军的火力点。作为总指挥的曹从连，从望远镜里一直能看到儿子的身影。那200多米的距离，既是战场的空间距离，也是父亲关注儿子的焦灼视线。 突然，战场形势突变，越军组织了疯狂的反扑。一挺隐藏的机枪突然复活，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向曹辉他们。曹从连在望远镜里，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中弹，倒了下去…… “儿子啊”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抓起身边的冲锋枪就要往前冲。 警卫员死死地抱住了他：“团长，你不能去！全团还等着你指挥！” 一个父亲，看着儿子在眼前牺牲，却不能冲上去抱住他。一个指挥官，在失去至亲的剧痛中，必须压下所有的情感，继续冷静地指挥战斗。你说，这是何等的煎熬？ 曹从连最终还是回到了指挥位置，他红着眼，下达一道道命令，指挥部队压制住敌人的反扑，最终拿下了4号桥阵地，为大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 那一天，149师重创了越军王牌316A师，取得了大捷。但对曹从连来说，胜利的喜悦，永远也无法冲淡失去儿子的剧痛。 战后，曹从连见到了儿子的遗体。18岁的少年，头部、胸部多处中弹。他在儿子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包还没开封的“大前门”香烟，上面浸满了儿子的鲜血。烟盒里，还夹着一张他写的纸条：“抽烟有害健康，但保家卫国不能少！” 这包烟，曹从连一直保存着。 战争结束，他一个人回了家。妻子看到他，问的第一句就是：“儿子呢？” 曹从连沉默了许久，才低声说：“他走了。” 妻子瞬间就崩溃了。这个军人家庭，用最惨烈的方式，为“保家卫国”这四个字，写下了注脚。 其实，在当年的战场上，像曹辉这样牺牲的“将门之后”远不止一个。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的儿子张力，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赵立宽的儿子赵幼林，41军121师政委周开源的儿子周伟……他们都和曹辉一样，牺牲时不过二十岁上下。 他们的父辈，手握权力，却没给他们留一条后路。他们自己，也把“为国尽忠”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