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日军大举进攻太行山区，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让全军举白旗，军统少将文强不愿意当汉奸，带着手下杀出一条血路。 年初，文强以“军委会少将高参”（对内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的身份，被派到太行上的二十四集团军驻地，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庞炳勋，辖马法五的四十军（庞炳勋的基本部队）、孙殿英的新五军、刘进的二十七军（隶属胡宗南集团）。 文强此去身负两大主要任务：一是紧盯早已显露降日苗头的孙殿英部，尽量不要让其投敌；二是重建此前被日军毁灭性打击的华北军统情报网络。 到了4月，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外加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向太行山的二十四集团军发起“扫荡”。 在战斗打响之前，孙殿英就已经和日军秘密联系。文强带去的电台人员，截获了孙殿英发给前线部队的密电，内容赫然是 “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 看着截获的电报内容，文强大为震惊，孙殿英这是要投递了。 果不其然，当日军对新五军防区发起试探性攻击时，孙殿英马上下令全军竖起白旗。日军几乎未遇抵抗，就轻松穿过新五军的防线，转而对毫无防备的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军发起突袭。 孙殿英为切断与庞炳勋、刘进等人的联系，派人剪断电话线、关闭电台，眼睁睁看着二十七军、四十军在日军的攻势下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文强这边正陷入步步惊心的困境。 新五军的参谋骑着快马赶到文强所在的北河沿村，传话说：“孙军长请文高参带着所有军统弟兄，到军部统一行动。” 文强心里清楚，所谓 “统一行动”，不过是孙殿英想把他们扣住，好胁迫其一同投敌。 可眼下局势被动，硬抗只会让所有人陷入绝境，文强只能暂时妥协，暗中却迅速制定了应对方案：他先安排一部分军统特务悄悄转移到临淇以北的深山潜伏，交代他们若情况恶化，就伺机渡过黄河逃回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复命。 随后，文强带着另一部分人主动前往孙殿英军部，表面上顺从安排，实则暗中监视孙殿英的一举一动，寻找阻止其投敌的机会。 为摸清孙殿英的真实图谋，文强还悄悄布下了一个 “监听局”，他让军统技术人员偷偷在新五军通往前线的军用电话线上接了一副耳机，不时的偷听孙殿英与参谋长冯养田、前线几个师长的通话。 随着时间推移，危险正一步步逼近。文强很清楚，孙殿英绝不会容忍军统人员坏他的 “投敌大计”，要么胁迫他们一同降日，要么就会痛下杀手。 很快，孙殿英的试探就来了，他先是屡次催促文强向后方发送 “前线大捷” 的电报，要求编造虚假战绩；接着又派亲信紧盯文强的行踪，连文强与手下低声交谈，都有人在暗处记录。 文强早有防备，他提前与军统译电员约定了秘密暗号，每次发电报时，都会用暗号隐晦透露前线的真实情况，既没让孙殿英抓住把柄，又让后方及时掌握了局势。 4月23深夜，文强意识到不能再等了。若是继续拖延，要么被孙殿英强行绑着投敌，要么就会被日军的包围圈完全困住。 文强悄悄找到军统特务队长陈仙洲，两人商议后，认为只有强行突围一条路。 傍晚时分，文强、陈仙洲带着三百余人，朝着西南方向悄悄移动，试图从日军的封锁线中撕开一道缺口。 可刚走出不到三里地，意外突然发生，一支日军迎面走来。 文强知道此刻退无可退，下令强行突围，让陈仙洲把机枪集中起来，让机枪手打头阵。一番冲杀后，文强等人冲破了日军的封锁线，可队伍也在混乱中被打散，大部分人失去了联系，文强与陈仙洲也不得不分开行动，各自躲避日军的搜捕。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文强和身边的十余人，四处辗转，风餐露宿，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到了洛阳。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见文强脱险归来，颇为惊讶的说：“有说你战死了，有说你当了俘虏，也有说你投敌了，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逃出来。” 不久后，陈仙洲（被新五军俘虏后，被孙殿英悄悄放走）也来到了洛阳，文强和他见面后，感慨不已。 孙殿英率部降日后，主动充当 “向导”，带着日军将躲在山洞的庞炳勋诱捕。庞炳勋表面上说绝对不会投敌，可在威逼利诱下，半退半就的跟着孙殿英去见日军师团长，之后旋即投敌。 此战，二十四集团军总部被端，所辖的三个军，新五军投敌，四十军、二十七军折损大半，重庆在太行山再无据点。此后，活跃在太行上的，就只有八路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