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有人伪造周总理的批示，从银行诈骗20万，周总理得知后大怒：“让杨奇清出马，立刻追查，限期十天破案！” 这个案子发生在1960年的北京，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经济还处在恢复阶段，钱特别值钱。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来块，二十万块钱那得是好几千个人的年收入，够一个中等工厂运转好一阵子了。案犯叫王倬，是对外贸易部出口局的一个普通科员，每月拿六十块工资。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小职员，但胆子特别大，敢伪造周恩来的批示去银行骗钱。这事儿一出，直接惊动了高层，周恩来听完报告特别生气，下令公安部派杨奇清去查，限期十天必须破案。杨奇清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经验丰富，破过不少案子。这案子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起大诈骗案，案犯最后被判死刑，钱大部分追回来了，但也暴露了当时一些管理上的漏洞。 案子起因是王倬半年前在公安部礼堂看电影时，看到周恩来的题词，就动了歪心思。他开始练习模仿周恩来的笔迹，还刻了假的国务院办公厅印章。1960年3月17日，他伪造了一份公文，内容是民族事务部申请十五到二十万块钱，用于西藏寺庙修缮，说是主席指示，总理批的。文件上写着周恩来的签名，要求人民银行当晚拨款二十万，送到民族饭店给一个叫赵全一的人。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王倬自己去银行总行传达室，递了文件就走。银行秘书看到文件，觉得紧急，虽然平时拨款要走财政部，但因为有总理批示和印章，就上报给了代理行长的王副局长。王副局长也不太熟悉流程，时间紧，就通知北京分行准备现金。分行工作人员清点好钱，装成两个麻袋，晚上七点送到民族饭店。王倬换了衣服，自称赵全一，签了收条，拿走钱。他骑自行车把钱带回家，藏在什刹海的住处煤炭堆里。 银行行长出差回来，听说这事儿觉得不对劲，就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核实。结果那边说周恩来没做过这种批示。行长赶紧上报，周恩来知道后很恼火，因为这不光是骗钱，还冒充领导，影响国家形象。他直接给公安部打电话，让谢富治部长派杨奇清去办，限十天破案。杨奇清接到任务，马上到银行调查。他让见过嫌疑人的工作人员描述长相，画了画像，在报纸上登了通缉公告。同时，他检查伪造文件，发现笔迹像周恩来的，格式也对，信封是旧的但擦过痕迹，判断是政府内部人干的。他安排人手在各部委排查。这时，有群众报告，在公交车上看到画像上的人在外贸部下车。杨奇清带队去外贸部，领导一看画像，就认出是王倬。外贸部同事说王倬平时练书法，刻印章，但没人想到是为犯罪准备。 为了抓捕，杨奇清决定不惊动王倬，先监视。4月3日夜里，公安人员搜查王倬家，抓了他，在煤炭堆后找到十九万一千四百零九块钱，还有烧过的残币和剪碎的衣服。王倬交代，剩下八千五百多块怕暴露，就扔火炉烧了，本来打算继续烧，但公安来得快。原来他骗到钱后不敢花，怕被发现，就一点点烧毁销赃。公安还从他母亲那儿追回部分钱，她因为窝藏也被抓。整个案子从3月18日发生到4月4日破获，用了十七天，刚好在限期内。公安通过群众线索和现场证据，锁定了嫌疑人，追回了大部分赃款。 案子破了后，北京市公安局上报，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王倬死刑，当场执行。他母亲判了十五年徒刑。这案子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因为金额大，手段胆大，暴露了银行和公文管理的薄弱环节。之后，国家加强了公文审核和印章管理，避免类似事再发生。这事儿也提醒大家，犯罪不管多狡猾，总有破绽，靠群众和证据就能抓到。杨奇清通过这个案子，展示了公安工作的效率，他后来继续在公安系统工作，到1978年退休。周恩来在处理这事儿时，强调快速破案，维护国家利益，这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