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宴请四方，主客尽欢而散后，苏洵却留下来问：刚才那个几个月没洗澡、邋里邋遢像

司马光宴请四方，主客尽欢而散后，苏洵却留下来问：刚才那个几个月没洗澡、邋里邋遢像乞丐的家伙是谁？ 客人都走后，苏洵（苏轼的父亲）留下来，捻着胡须，眉头紧锁，脸上不仅带着困惑，更添了几分难以掩饰的嫌恶与警惕。他压低声音，指着方才王安石坐过的位置，对司马光道：“公实（司马光字），方才席间那一位，发如飞蓬，面留尘色，目光闪烁不定，时而呆坐如木偶，时而指画自语，状若狂易。窃观其食，拈取不定，心不在焉，污及袍袖而不自知。此等形貌猥琐、不近人情之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也列于公之雅席？” 司马光知苏洵性情刚直，观人犀利，便放下茶盏，神色复杂地答道：“明允兄（苏洵字）所见者，乃当今奇才，王介甫也。其文章雄深雅健，可比肩西汉；其志向高远，以皋、夔、稷、契自许，欲挽狂澜于既倒，乃一世之伟人。只是……性情执拗，不修边幅，于世俗礼仪，确是疏阔了些。” 苏洵听罢，非但没有释然，反而冷笑一声，摇头道：“奇才？恕洵不敢苟同！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常情也。今此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苏洵这番话，几乎就是他日后传世名篇《辨奸论》的核心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内在品性必然通过外在言行表露出来。如此刻意违背常情、矫饰苦行以标榜与众不同的人，绝非真正的贤士，其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野心与奸诈（“用心之不轨”）。他坚信，此人若得志，必是祸乱天下之辈。 司马光深知苏洵的论断过于尖锐绝对，试图缓和：“明允兄或许多虑了。介甫之弊，在于固执，然其心或仍在社稷。” 苏洵慨然道：“非也！竖刁、易牙自宫烹子以适齐桓公之欲，其不近人情至此，终酿大祸。今观此人之状，其矫情干誉，与竖刁、易牙何异？唯恐其他日得君专政，必以苛刻之术乱天下法度，视士大夫如仇寇，届时悔之晚矣！吾不忍见之，且告诫子瞻（苏轼）、子由（苏辙），当远此人！” 这番谈话，不欢而散。苏洵归家后，将对王安石的极度反感和忧虑，凝练成了那篇言辞激烈的《辨奸论》（尽管后世有学者质疑此文为邵伯温伪托，但它确实代表了当时反王安石一派士大夫的典型观点）。文中虽未直呼其名，但“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的断语，以及“囚首丧面”等描述，无疑是将矛头直指王安石。 苏洵的这次评价和《辨奸论》，为后来王苏两家持续数十年的恩怨拉开了序幕。 苏洵作为文坛领袖和苏轼、苏辙的父亲，他的态度深深影响了苏氏兄弟早期对王安石的看法。苏轼、苏辙初入仕途时，虽也曾欣赏王安石的才学，但在基本政治取向上，已然带有了其父留下的警惕底色。 数年后，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得君专政，开启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司马光成为反对派的领袖，而苏轼、苏辙兄弟则自然站在了司马光一边，成为旧党（反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双方围绕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展开了激烈论战。苏轼屡次上书直言新法之弊，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其言论激烈，甚至因此被新党罗织罪名，酿成“乌台诗案”，险些丧命。 王安石的亲信及后来的一些新党人物（如吕惠卿等），为打击旧党，对苏轼等多有倾轧。苏轼大半生的颠沛流离（黄州、惠州、儋州），其根源虽复杂，但与王安石开启的变法运动及其引发的党争密不可分。 然而，王苏两家的恩怨又并非简单的私仇。王安石与苏轼在文学上始终互相钦敬。晚年王安石退隐金陵，苏轼路过探望，两人摒弃政见之争，畅游山水，论文说佛，留下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千古唱和。这一刻，超越了政治恩怨，展现了士大夫之间基于才华与人格的深层尊重。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