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

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杜聿明在1949年淮海战役中被俘，当时他指挥国民党部队顽抗到底，结果在陈官庄地区落网。之后他被送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里集中了上百名国民党高级军官。他患有肾炎和脊椎伤，管理所给他安排医疗，还从香港买来进口药。王耀武是另一位，在1948年济南战役中指挥守军，城破后化装成商人逃到乡村，被解放军抓获。他胃溃疡严重，每顿饭都有专人做病号餐。沈醉作为国民党军统局成员，1949年在成都被俘，起初拒绝合作，后来慢慢参与学习。黄维在淮海战役后期指挥第十二兵团，突围失败被俘，他坚持研究机械装置，关押期间也没闲着。这些人进功德林时大多不服气，但管理所通过报纸阅读和政策教育，让他们接触新中国发展。 这些国民党战犯背景复杂，杜聿明曾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前敌指挥官，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沈醉负责情报镇压，黄维是兵团司令。他们在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被俘后统一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管理所不搞体罚，而是组织读书看报，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聿明腿伤反复，管理所给他买药，王耀武胃病加重时单独供餐。沈醉要写材料，还配了写字台。黄维整天钻研永动机，管理所也没干涉。1956年坦白活动，杨伯涛交代淮海战役时部队抢粮，老百姓躲着走，这让其他战犯开始反思国民党时期的做法。 从1959年起，新中国开始分批特赦战犯，第一批放了三十多人，包括溥仪。之后几年又放了五批，共296人。但还有顽固分子没放，像黄维和沈醉这类，坚持老立场。时间到1975年，剩下293名国民党战犯，大多是高级将领。公安部提交报告，列出名单。毛泽东看到后批准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强调他们年老无力作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国家主席王洪文签署特赦令。令文要求各地战犯抵京，抚顺和济南等地战犯坐火车来北京。 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上报第七批特赦报告，涉及293名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在长沙批准，指示释放并恢复公民权，不搞歧视。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管理所开大会，宣布特赦。北京功德林战犯听到后开始准备。工作人员分发新中山装，每人还领两枚像章。宴请在北京饭店，桌上八热四凉菜。宴后每人发200元安置费和100斤粮票。那时候工人月工资三四十元，这笔钱不少。部分战犯参观故宫和颐和园。 特赦后，战犯们选择安置方式。280多人留在大陆，黄维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整理历史资料。沈醉也留在北京，担任政协文史资料专员，写了回忆国民党军统的书。王耀武参与文史工作，讨论旧战役。杜聿明在政协任职，治疗旧疾。十人申请去台湾，包括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王秉钺。他们4月14日经罗湖桥到香港。周养浩滞留香港后去美国定居。蔡省三在香港安家，1994年回北京参加国庆。张铁石在香港酒店自杀。王秉钺短暂到台湾后移居美国。其他人如陈士章也去美国。 这些战犯释放后，大部分留在大陆工作。黄维1982年在北京逝世，沈醉1986年在北京去世，王耀武1982年去世，杜聿明1981年在北京逝世。他们晚年参与政协文史资料整理，没再卷入政治纠纷。新中国对战犯的政策是从改造到释放，体现了宽大处理。相比国民党抓人直接关渣滓洞，这里提供教育和医疗，很多人后来没说坏话，因为亲身经历对比了两个政党作风。 国民党战犯关押改造过程，反映出新中国统一战线工作。那些顽固分子关了二十多年，到1975年才放，公安部意见是继续关押观后效，但高层决定全放。释放不只给自由，还安排工作和补助。留在大陆的在政协任职，贡献历史知识。去台湾的少数人，途中遇阻挠，但大陆尊重选择不干涉。这批特赦是最后一次，所有在押战犯清零。 特赦影响深远，国内外反响强烈。毛泽东批准后，公安部释放美蒋武装特务，安置历史罪犯。国民党战犯从功德林走出来，多数人安度晚年。杜聿明晚年见女婿杨振宁，谈旧事。沈醉书里抖国民党内幕。政策化敌为友，不是国民党能比的。那些战犯经历两个时代，心里有数。 历史细节显示，1975年特赦是新中国第七次，前六次放了296人。日本战犯1964年放完。国民党战犯多是内战被俘军官，关押地包括北京、抚顺。释放后没一个反叛，证明改造有效。政协安排他们写回忆，补充历史空白。 国民党战犯背景多样，有的抗日有功，如杜聿明打过淞沪会战，王耀武指挥过几次抗日战斗。但在内战中他们效忠国民党，犯下罪行。改造中学习政策，看志愿军抗美援朝胜仗消息，很多人动摇。1953年朝鲜停战，他们私下讨论国民党美械装备都打不赢的事。 到1975年，这些人年过七旬，关押近三十年。毛泽东指示放人，公安部执行迅速。特赦令强调愿回台湾的不干涉。十人申请中，实际去成的不多，台湾阻挠，但大陆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