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末，中央打算拆掉天安门广场再重新建设，然而在施工的时候，工人们在旧天安门的屋顶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宝盒...... 天安门，其实早就该塌了。 那年冬天，风往南吹，天还没黑透，北京已经冻得透骨。城楼站在那儿，朱漆褪得像旧照片里翻久了的红，底下是千疮百孔的梁柱，压着几百年的尘土。外人看不出来，觉得它还是那么硬朗，其实只要懂点结构力学的人往梁上一坐，就知道它撑不了多久。 可它又不能塌。那是天安门，塌了不是一堵墙的问题，是整个脸面都下来了。谁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说“要拆”，就像给祖宗换棺材，得掖着。就连北京人，都只知道那一阵子广场周围搭起了苇席，遮得死死的，谁靠近谁被喝退。中山公园的老工人路过，都只看见里面升起的尘土和远远的人影。没人知道那里面正在发生一场——几百年来最沉默的告别。 姚来泉就是在这种天里被叫去的。他是八级木工，行里人管那叫“顶门柱”的手艺。通知简单得像是口信：“现在走车来接你，到地方再说。”他没问，坐进车里就开始琢磨，是不是又有老屋要修，或是哪位干部家祖宅出了毛病。车子开得快，窗上结着霜，到了西朝房，他才知道：不是修，是拆，是天安门，要在原地重建。 他沉了口气，第一反应不是激动，是——怕。他知道这事不是活计，是政治，是命。真要出点岔子，不是换人，是得撤头。可再怕，也不能退。这种事，不会有第二人选。 拆之前要测量，姚来泉带着几个人，一寸寸爬上去，梁、枋、檐角，斗、拱、椽子，全都得过一遍。风在高处特别硬，瓦上的霜化了又结，手掌抓得生疼。有一回他趴在屋脊上数脊瓦，数着数着耳边有人喊：“姚师傅，左边四十三块，右边也四十三块。”那他就知道了，正中还剩五块，宝藏藏的八成就在这里。 他说“别动”，转头叫人去请领导。等到人来，站了一圈公安、专家、领导，空气都变得紧了。没人说话，只听见风刮在瓦上，“呼呼”直响。那一片脊瓦比寻常的大，也沉，两个年轻人都搬不动，他拿铁棍一点点撬，终于裂了。底下，是个小木盒。 木盒黑沉沉的，边角起翘，手一摸，有点像金丝楠。他拿指甲抠了抠盒盖，开了。里面先是几块沉甸甸的金属，像是金元宝，还有红得发亮的石头，摸上去冰凉。更奇的是，盒子底下藏着五种粮食：黄豆、高粱、玉米、谷子、黑豆。末了还有几根红色的细条，看着像粉笔，一捻，就化了。 没人说话，专家走过来拿了一截闻了闻，突然一激灵，说：“是朱砂。”像是碰见什么鬼神之物一样。盒子、粮食、朱砂，全都装箱拉走，说是上交国库。姚来泉那天没吃晚饭，不是没胃口，是咽不下去。 他们把旧楼一点点拆掉，像给老人卸骨头。旧梁头一锯开，里面全是蛀洞，像是藏着什么虫子一直在往里咬。这楼从清朝修过一次，抗战时挨了炮弹，新中国建国后又补了一回，实在撑太久了。有人提议，干脆请外国专家来搞，保险。周总理听说了，只说了一句：“中国人自己盖的楼，还用外国人修？这不是崇洋媚外嘛。” 这话一出，工地上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白天施工，晚上加班，风雪里烤着煤炉子吃冷馒头，眼里红着。时间紧得发狠，指挥部给了两年工期，姚来泉他们用了三个月——拆完、量完、修完、盖完，还给挂上了国徽。 国徽也是个精活。那是木制的，怕反光、怕静电，还是手工雕出来的，得吊到楼顶中央。测量局那天也来了人，用经纬仪对着天安门和纪念碑的轴线，一个劲地喊：“偏左一厘米，再抬一点，再稳点——就这儿！”姚来泉站在底下，手里拿着卷尺和红线，鞋底全是灰，整个人像雕在那儿。挂好那一瞬，工地上静了十几秒，然后就是一阵小声的笑，没人敢笑出声，怕惊着了这块“脸”。 那年三月，楼修好了。比原来高了八十公分，不多不少，刚好。新梁新瓦，里头的砖石全换了，旧的腐烂得像烂桃子，碰一下都碎。底座的钢筋一圈一圈绑得紧，能抗震抗压，站个一百年都没问题。 他们还在新楼脊瓦下埋了一块汉白玉石，没写字，就那么光溜溜地放进去。象征不动如山，象征功绩长存。石头是姚来泉亲手包的，用水泥袋裹了十几层，像裹小孩一样，一点都不敢马虎。他说：“埋进去的不是石头，是一口气。” 等到十月国庆那天，人山人海的群众挤在广场上，喊声铺天盖地。毛主席站在新楼上，神情和往年一样，却有孩子突然喊：“哎？主席站高了！”底下的人跟着应和：“不是主席高了，是天安门高了。” 那一刻，没人看得出楼换了。它该是什么样，还是那样。颜色、比例、格式、结构，都没差。可里面的骨头，是新的。像人洗髓换骨，脸没变，魂却更硬了。 过了几年，楼又补了彩画，换了金箔。后来又换了国徽，再后来还修了楼上的灯。可无论怎么修，它都还是那座楼。站在广场最正中的地方，看着人群涌动，车水马龙，什么都变了，它不动。 它背后那片瓦下面，那块汉白玉现在应该还在。冬天冷，夏天热，风吹雨打，它不说话。就在那里，看人来人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