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资格老；第二， 得人心；第三， 能力强；第四， 人品比较好。 何应钦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军政史里，总是绕不开。 他是贵州人，家里条件不富裕，说不上多寒门，但也不可能供得起太奢侈的生活。他不是官宦子弟，也不是革命世家。早年出国，去的是日本，先读了振武学校，后来转入陆军士官学校。那时候能去日本读军校的中国人不多，大多数都想着回来做事。何也不例外。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回来了，没等读完就回来了，参加沪军。动作挺快，想干点实事。可惜事没干成，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灰头土脸地回日本把学业补了。这件事不少资料都提过，说明他是个肯折返、能低头的人，碰了壁会转身，不钻牛角尖。 1916年，他再度回国，开始在贵州当教官，讲武学校的校长，后来当了黔军的参谋长。那时候的他，既是教官，也是实际做事的人，既知道书本，也懂得该怎么跟军人打交道。他的升迁速度不算特别快，但挺稳。 1924年，他接到孙中山的邀请，南下广州，加入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这个职务说不上是头把交椅，但很核心。他和蒋介石，一个是教官，一个是校长，搭配着干了不少事情。教导团是他负责的，最早一批学生，谁都得听他的。他不多话，出门戴帽，见人点头，讲课不带感情，但讲得明白。 黄埔时期，他在军中的地位渐渐上来了。东征、北伐一路参与，干的是统筹调度，不亲上前线，但也不是坐办公室那种。军政部的事情，大多由他来管。1934年，国民政府第一次正式授衔，他拿到的是陆军一级上将。这一级不多，掰着指头数，排在蒋介石之后的就是他。 从这个时候起，何应钦基本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二号人物”。这个说法不是宣传口号，也不是自封的，是当时军内上下默认的。他管事，也有声望，人稳，不躁，不抢功，也不拖后腿。老蒋身边的人变了好几茬，他一直都在。 但“在”并不代表“亲近”。 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说起来复杂。早年黄埔军校时，两人合作得不错。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蒋第一次下野的时候，各地军阀联手给他施压。何应钦那个时候，没有力挺蒋，也没有明确表态。他没反对，也没支持，但对蒋来说，这种态度等于是默许。他记仇，心里留了个疙瘩。 后来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被张学良扣了，南京那边乱成一锅粥。何应钦当时的态度是主张武力解决。他调兵，下命令，准备打。可事后蒋回来，发现很多人都在劝和，只有少数人想动手。他开始回头看，谁是想救他，谁是想“借事办事”。何就在这张名单上。 这一件事，加上前头那次下野的旧账，让蒋彻底对他心凉了。 表面上看，何的职务没变。还是参谋总长，还是军政大员，该列席的会一个不落，该签字的文件照常签。但蒋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心腹了。换成别人早就被调职、边缘化，他还能留在台前，靠的不是蒋的宠爱，而是制度惯性。他资格太老，位置太高，一时换不了。 不过真正的实权，也确实逐步移交出去了。像陈诚、白崇禧这样的后起之秀，慢慢占了风头。何不是没感觉，他知道，只是没说。 到了抗战后期，他还担任中国陆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份量不小，但因为和美军合作牵涉复杂，他的权力也常被架空。史迪威、魏德迈这些美方将领，对他态度不一。说实话，彼此也不太能理解。美军那套，他也不熟，中国军队那点门道，美军也不想了解。合作就是将就，没办法的事。 1945年，日本投降。9月9日，在南京中山堂的受降典礼上，何应钦代表中国和盟军接受日军的正式投降。冈村宁次低头递上降书，他站着接，没多说话。很多人记住了这一幕，说那是他的高光时刻。确实，从形象上看，这一场合，他代表的是整个国家，也是那个胜利时刻最显眼的人物。 他没表现出激动，也没有兴奋。手里的动作一丝不乱，眼神平稳。他不是那种热情外露的人，这种场合，他还是维持着那套惯常的做派：稳，不出格。 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到联合国担任军事参谋团的中国代表。职务挺响，但影响不大。他照常出席会议，说一些外交场合必须说的话，发言谨慎，不抢风头。他对外事务不太灵活，也不擅长处理多边关系，做这个职位，更多是象征意义。 1949年以后，他随政府迁往台湾。在台湾，他继续担任一些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说是职务，其实没多少实权。台湾那几年，他主要做的，是出席仪式，剪个彩，说几句客套话。生活重心渐渐移到桥牌、高尔夫和园艺上。身边熟人一个个老去，他也不爱多应酬，更多时候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 他晚年并没有离开政治圈子，但也没再真正进入权力核心。他像是一面老旗子，被人尊重，却少有人再去依赖。他写了一些回忆文字，口吻还是那样平稳，没什么波澜。该讲的讲了，不该说的，就含糊过去。 1980年，他九十岁。张大千送他一幅画，画的是他小时候贵州老家的小山、小河，还有老屋。何应钦很喜欢，把画挂在书房里，偶尔看着，发会呆。 1986年，他中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到1987年10月，心脏衰竭，走得不算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