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10位主要指挥官： 1、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2、罗卓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3、吴逸志——第九战区参谋长 4、王耀武——第74军军长 5、杨森——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27集团军总司令 6、李玉堂——第十军军长 7、欧震——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8、方先觉——第十军预十师师长 9、陈沛——第37军军长 10、关麟征——第15集团军总司令 长沙那几年，打得太苦。地图上看，它不偏不倚地卡在中部，北靠长江，南扼粤汉铁路，往西南一瞥就是重庆。说它是咽喉，不夸张。打仗讲究的就是卡脖子，谁要是握住了长沙，往南一扯，西南后方的气都喘不匀。所以长沙保不住，不只是湖南的事，那是整个抗战线可能要跟着退的节奏。 日本人清楚这点，国民政府也清楚。打长沙不是临时起意，是早晚的事。武汉、南昌相继丢了以后，长沙成了正面战场最危险的节点。它不只是个城市，而是条线的死活。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那年秋天，日军调来十万兵，飞机、火炮样样不缺，看架势是要打个大的。他们从三个方向推进，想像夹子一样把长沙合住。前面打了几年，中国军队吃了不少亏。这次，改了打法。不再是把兵线一层层排好，站着让人打，而是布一层薄防线，引敌人进来，然后在侧翼和后路布兵，敌人一动就咬。薛岳一开始就定了这个调子，想靠灵活调动去耗掉敌人的力气。 长沙北边是平地，没山没水可挡，硬顶的话，几天就能被推穿。于是道路、桥梁、铁路，甚至乡间小路都被提前毁掉。别的战役常常是一边打，一边等人补；长沙这边是人没来，路就没了。日军推进艰难，一步三问路。进到一定深度，四周埋伏的兵同时上来，横着拦、斜着打、后面追。这仗从九月打到十月，日军没能啃下长沙，只能收兵。退的时候不干净，被追着打。后来他们自己记着，说战斗强度超过诺门坎，那不是说好听，是说真难受。 时间到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来了。这一仗对中国军队来说开局就不顺。前头作战命令被破译，日军清清楚楚知道每一步安排。新墙河守不住，敌人一下子就逼近长沙。战区指挥也出了问题，反应慢，调兵乱。几天内长沙陷落。城里乱成一锅粥，火烧了整整几夜，街道看不清轮廓。 但战线拉得太长，日本兵往前走得快，补给却没跟上。打仗这东西，嘴硬不顶用，得看后勤。再加上太平洋那边的调度压力大，本土催他们赶紧结束战事，他们也没心思细打。结果刚进城不到十天就撤。中国军队趁机追击，边打边收复。虽然丢过阵地，可总算拉了回来。 这次会战还有个后效应。因为长沙这边让日军陷住，第六战区趁机攻打宜昌，打得挺狠。日本守军伤亡惨重，城差点保不住。当时守城的日本指挥官写好了遗书，要不是别的部队及时赶到，可能真守不住。这场仗，是中国正面战场那一年里唯一一次主动出击的大规模作战，也因为长沙才有了这个空档。 年底，太平洋那头突然变天。日本偷袭珍珠港，跟美国开了仗。战线扩了，节奏乱了。日本人怕中国军队趁机南下增援香港，就急着再打长沙。于是第三次会战又起了。 这回中国军队的准备比以前更细。前线布防扎实，背后调度清晰。日军强渡新墙河后，几天内推进到了长沙外围。前线部队顶住了，打得凶。敌人攻不进去，兵力和弹药都开始耗。这个时候第二线的反击部队也动了，往敌人背后切。围、打、追，几轮下来，日军陷进去了，想撤都撤不顺。 更麻烦的是补给断了。他们原本还指望靠铁路或后方输送，结果都被切断，只能靠空投维持。但空投量小，根本不够用，连日军指挥部自己都说这仗扛不住。撤退时，中国军队一路穷追，从外围封、从后面咬。打到1942年一月中，敌人才算全部退回新墙河北。战线收回来了，中国军队这次赢得干脆。 报纸上登着胜利消息，说歼敌五万，俘虏一百多。听起来好听，但数字有没有水分，很多人心里有数。高层的一些日记后来流出，里面写着对数字不放心，俘虏这么少，怎么算出敌人死了那么多？可换个角度讲，当时国内需要这样的胜利，老百姓也需要一口气。对外更是。 那个时候，美国刚被拖进战争，英国在太平洋战场一路败退，香港、马来都失守。长沙胜利的消息一出来，国外媒体迅速报道。《纽约时报》写得很重，说日军在长沙吃了大亏。这不管真假，它起了用。英美的舆论松了口气，中国军队的形象也借此扳了一把。 除了军事，长沙会战还有一点不能忘：支前。湖南不是靠军队一支撑到底的，老百姓也扛了不少。独轮车推着粮食进山，妇女给行军的兵送水、缝衣，村里老人领着孩子修战壕。没有这些零零碎碎的力量，战事根本维持不住。这些人没进史书，但没他们也打不起来。 再说“天炉战法”，这不是口号，是被环境逼出来的法子。长沙没天然险可守，只能靠布阵、靠调度、靠消耗。让敌人进来，不是怂，而是为了围得住、吃得下。路毁了、补断了、兵困了，再打。长沙能守三次，不是靠蛮干，是靠这种死磕后的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