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无垃圾可烧，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中国的垃圾发电厂发展过快，垃圾已经焚烧殆尽。 中国的垃圾发电厂，如今真的到了 “无米下锅” 的地步。短短二十年间，这个国家从被 “垃圾围城” 困扰，到现在坐拥全球最大规模的垃圾焚烧产能，却陷入了另一种尴尬。 1010 座焚烧厂中，超过六成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部分地区甚至不得不把埋了几十年的垃圾从地里挖出来烧。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5 年，中国城市垃圾处理几乎全靠填埋，90% 的垃圾被堆在城郊，形成绵延数十公里的 “垃圾长城”。但到 2023 年，焚烧处理比例飙升至 82.5%，填埋场从主角沦为配角。 这场革命的核心是焚烧厂的爆发式增长：2016 年全国日焚烧能力仅 23.8 万吨，2024 年已激增至 115.5 万吨，相当于每天能烧掉 100 个足球场大小的垃圾山。 产能扩张的速度远超垃圾增长。2024 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约 2.6 亿吨，而焚烧厂设计年处理能力高达 4.2 亿吨，40% 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 部分省份如河南、陕西，焚烧厂负荷率不足 50%，甚至出现 “开一台炉停一台炉” 的荒诞景象。 为快速解决垃圾围城，中央和地方政府将焚烧厂建设视为政绩工程。2018 年前后，全国掀起建厂热潮，年均新增焚烧厂超 100 座，很多项目在规划时就预留了 30%-50% 的冗余产能。 陕西渭南市一个地级市竟建了 6 座焚烧厂，导致周边县区垃圾被 “哄抢”，部分村庄因清运体系不完善，垃圾仍在露天填埋。 决策者曾乐观预测，随着城市化率提升，人均垃圾产生量将持续增加。但现实是，中国人均垃圾量已连续五年稳定在每天 1.1 公斤，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垃圾分类政策分流了大量垃圾 —— 以上海为例，2025 年湿垃圾分出量达每天 8690 吨，这些原本要进焚烧厂的垃圾，现在被送去厌氧发酵产沼气。 2020 年国家宣布垃圾焚烧补贴逐步退出，新核准项目不再享受每度电 0.25 元的国补。这导致 2019-2020 年出现 “抢装潮”，数百个项目赶在政策截止前开工，直接造成产能集中释放。 某上市企业在 2020 年一口气签约 20 个焚烧项目，如今这些项目平均负荷率不足 60%。抢垃圾大战升级：企业开始跨界竞争，不仅争夺城市生活垃圾，还盯上工业固废、污水处理厂污泥。 河南南阳某焚烧厂甚至掺烧 35% 的工业垃圾，日处理量才勉强达标。部分地区开挖填埋场的陈腐垃圾 —— 广州兴丰填埋场计划挖出 350 万立方米存量垃圾焚烧，而这些垃圾已在地下埋了 20 年。 为提升效率，企业纷纷升级设备。广州某焚烧厂采用超高压锅炉，每吨垃圾发电量从 550 度提升至 650 度，热效率提高 10%。 北京朝阳环境集团引入 AI 智能焚烧系统，通过分析火焰形态自动调节燃烧参数，主蒸汽稳定性提升 20%，年节约标煤 1220 吨。 单纯靠发电已难以为继，企业转向综合能源服务。泰安北控环境开发 “移动供汽” 模式，用罐车将焚烧产生的高温蒸汽配送至周边企业，年节约标煤 1.7 万吨，替代天然气成本降低 30%。 西咸新区某焚烧厂则利用余热为 200 万平方米住宅供暖，同时协同处理污泥和园林垃圾，形成 “能源 - 环保” 闭环。 中国企业已在海外布局 79 个焚烧项目，覆盖六大洲。康恒环境的炉排炉技术在东南亚击败日本三菱，光大环境在保加利亚建成该国最大焚烧厂。 中国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均值仅为 0.01ng TEQ/m³，是欧盟标准的 1/10。生态环境部正推动将中国标准纳入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指南。 国内企业探索的 “焚烧 + 供热 + 资源化” 模式，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最佳实践。例如，中国天楹将飞灰等离子熔融制成建材，炉渣提取贵重金属，实现垃圾零填埋。 地方政府主导的产能扩张，缺乏对垃圾量、经济周期的动态评估。未来需建立跨区域垃圾调度机制，避免 “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尽管焚烧技术先进，但垃圾产生量增长放缓是必然趋势。日本通过 “循环型社会” 建设，人均垃圾量比 2000 年减少 40%，这才是可持续之道。 焚烧厂不再是 “污染代名词”，而是城市能源枢纽。深圳某焚烧厂建在市中心，屋顶设为公园，年接待参观者超 10 万人次，成为环保教育地标。 从 “垃圾围城” 到 “垃圾荒”，中国用二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五十年的路。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垃圾处理发愁时，中国已开始思考如何将过剩产能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这场转型的阵痛，终将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