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是个好人，他没有太强的能力，但是却对大是大非有着清醒的认知。–汪精卫行刺载沣被捕后，载沣经常去牢里与汪精卫辩论革命相关的话题。后来，载沣对家人说，若不是我出生皇家，或许我也会参加革命党。 1910年的北京，春寒料峭，但人心比天时更躁动。留日学生里头，弥漫着一股子“不做点大事就没脸见江东父老”的悲壮气氛。其中，就有个叫汪精卫的年轻人。 年轻人最怕什么？最怕被人说怂。汪精卫一咬牙，决定干一票大的，直接去北京，目标就是当时大清的实际掌权者，摄政王载沣。他心里想得简单，“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用自己的命，给革命的火堆再添一把干柴。 他们在后海的银锭桥下埋了炸弹，结果因为技术不熟练，被一个起夜的居民给发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败了。汪精卫被捕入狱，铁证如山，所有人都觉得，这小子必死无疑。 按照大清律例，谋刺王公大臣，那是凌迟处死、株连九族的大罪。朝野上下都等着看，载沣这个27岁的摄政王，会怎么处置这个27岁的刺客。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 首先，主审这案子的，是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位王爷是个明白人，他觉得大清正在搞“预备立宪”，天天喊着要开明，这时候要是大张旗鼓地杀革命党，不仅显得自己心虚，还会激起更多人造反。于是，他竟然亲自跑到牢里，跟汪精卫聊起天来。 善耆的每一次探访，背后都离不开载沣的默许。善耆在狱中，跟汪精卫从诗词歌赋聊到天下大势，越聊越觉得这年轻人是个人才，只是走错了路。汪精卫在狱中也是硬气，供词写了几千字，慷慨陈词，说“立宪不可望，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善耆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带给了载沣。载沣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或许从汪精卫身上，看到了一个他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的影子。 最后，载沣拍了板：不杀。不仅不杀，连酷刑都免了，判了个无期徒刑。要知道，就在几年前，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败后被剖心挖肝，惨不忍睹。两相对比，载沣的处理方式，简直像个“圣人”。 载沣这个人，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拧巴里。25岁那年，慈禧和光绪前后脚去世，他稀里糊涂就被推上了摄政王的高位，成了三岁小皇帝溥仪的爹和实际上的“皇帝”。 他接手的，是一个烂透了的摊子。 在处理国事上，他确实显得能力平平，优柔寡断。他想推动立宪，却又搞出个“皇族内阁”，把关键位置全给了自家人，惹得立宪派大失所望，纷纷倒戈。他想收回地方权力，却压不住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他就像一个裱糊匠，想用纸把一栋快塌的房子糊起来，结果风雨一来，纸碎得到处都是。 但就在这看似“无能”的背后，却藏着他对大是大非异常清醒的认知。 他没他爹和他哥那么有才，但他身上有种质朴的善良和底线。他心里清楚，大清这艘船，恐怕是要沉了。他能做的，只是让它沉得慢一点，别溅起太多的血花。 所以，他不杀汪精卫，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他看懂了，杀一个汪精卫，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汪精卫”站出来。用屠刀是吓不退一个时代的浪潮的。 这种清醒，在他后来的选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廷土崩瓦解。满朝的王公贵族哭天抢地，有人主张迁都关外，效仿祖宗再打回来；有人主张坚决抵抗，和革命军血战到底。只有载沣，异常平静。他主动辞去摄政王之位，把权力交给了袁世凯，并且力主溥仪退位，接受共和。 当时很多人骂他“懦弱”、“卖国”。可如今我们回头看，这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他知道，硬抗下去，结果只会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选择用最和平的方式，结束一个旧时代，这本身就是对天下苍生最大的“仁”。 溥仪退位后，载沣彻底成了一个闲散王爷。他闭门谢客，在王府里养花、读书、看星星。他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鏡，常常一看就是大半夜。溥仪后来回忆说：“如果能生在新社会，他会在天文台高高兴兴看一辈子星星。” 一个本该醉心星辰的人，却被命运推上了权力的巅峰，这本身就是一场错位。 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后来的骨气。溥仪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载沣听闻后，气得在家里大发雷霆，怒斥儿子“认贼作父”，并严令家中子弟不许去东北任职。日本人几次三番派人来请他去“辅佐”溥仪，许以高官厚禄，他都坚决拒绝。 一个旧时代的王爷，在民族大义面前，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这份清醒和骨气，比他那个当了汉奸皇帝的儿子，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再对比一下那个曾经要刺杀他的汪精卫，后来也成了头号大汉奸，历史的吊诡之处，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新中国成立后，载沣主动将醇王府献给国家，带着家人搬进了普通的宅院。他还把多年收藏的图书、文物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他生活困难，特批了一笔生活补助，他转手又捐了出去。 1951年，载沣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平静而又跌宕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