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前，朱光去拜访朱老总，恰巧毛主席也在那里，他就上前打招呼，谁知毛主席却故作疑惑：“你是哪个？” 话说回1949年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开国大典眼瞅着就要在10月1号举行了，整个北京城都忙得热火朝天。朱光这时候正从东北的长春调职，组织上让他去广州当副市长，帮着叶剑英同志管事儿。他本来是长春市委书记，干得挺扎实的，现在南下，路过北京，自然得抽空去看看老领导。朱光和朱德总司令的关系那叫一个铁，当年抗战时期他给朱德当秘书，两人配合默契，几年没见，这次特意去中南海转一圈，算是道个别。没想到一到那儿，毛主席也在，正和朱德商量大典的安排，朱光一进屋，先和朱德寒暄起来，聊东北的恢复工作，聊得起劲儿，一下子就把毛主席给晾一边了。毛主席一看这架势，就开起了玩笑，故意装作不认识他，眯着眼问了一句“你是哪个”，这下子把朱光逗乐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扯到延安时候的旧事儿上去了。 朱光这人，搁在革命队伍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1906年他出生在广西博白县一个普通人家，早年家里穷，父母早逝，他就靠自己摸索着上学。1926年到玉林省立第二高中念书，那时候进步思想风起云涌，他的老师朱锡昂影响挺大，直接拉他入了共青团。朱光一头扎进去，就干起了学生运动，组织罢课、散发传单啥的。1927年考上广州国民大学，没多久广州起义就爆发了，他冲在前面，手里端着枪，跟着队伍攻街垒、夺码头。起义失败后，他撤到香港，继续搞地下联络，组织电车工人和商务印书馆的罢工，两次被捕，还被敌人拷打过，但他咬牙扛住了，没吐一个字。1930年正式入党，转到上海，从事宣传印刷，印传单、办报纸，日子过得提心吊胆。1931年春天，他调到闸北区委，后又当上淞沪区特委秘书长，在工人和青年中拉队伍，开展革命活动，那时候上海滩日伪横行，他东躲西藏，愣是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1932年，组织派他去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这段日子可不轻松，内部矛盾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领导的路线，结果被审查，还戴上手铐脚镣。可朱光这人倔，1935年长征开始，他就这样铐着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过雪山、草地，脚底板磨破了无数次，铁链叮当作响，他照样扛着行囊往前赶。到了陕北，朱光总算卸下那身枷锁，转头就投身文艺工作。他多才多艺，精通文学戏剧，1937年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编了话剧《血祭上海》，在陕甘宁边区连演十多场，观众挤满窑洞，掌声不断。毛主席看过，还夸他是“江南才子”。美国女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续篇里也写到，红军里有两大才子，一个廖承志，一个就是朱光。这话传开，朱光的名声更大了。 延安那几年，朱光和毛主席的交情特别深。抗战后期，朱光继续在太行山给朱德干秘书，百团大战时，他帮忙起草文件，记录会议，亲眼见朱德指挥作战，贡献不小。1945年日本投降，他北上东北，先到齐齐哈尔当市委书记，后调长春。那时候东北刚解放，城市一片狼藉，工厂停摆，市民饿肚子。朱光带队清扫废墟，重启机器，组织生产，稳定物价，硬是把长春从乱局中拉出来。到1949年，他积累了不少城市管理经验，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组织上调他南下广州。 回到那次北京见面，朱光一进门，先和朱德聊东北近况，毛主席在一旁听着，就打趣说他只认朱德不认自己。朱光赶紧补救，毛主席接着装糊涂，问他是哪个。朱光报上名，毛主席又问他认不认得自己。朱光说当然认，毛主席追问为啥不先打招呼。朱光机灵，说自己和朱德同姓同宗，先叙旧。毛主席逗他，说这样把我排外，不怕我把你忘了。朱光自信满满，说忘不了，因为还没演《奥赛罗》呢。这下毛主席大笑，忆起延安争书的事儿，两人聊得投机。毛主席还亲笔题了首《长征》诗送给他，朱光也即兴赋诗一首，回首北上南下路。毛主席又写赠言，叮嘱他到南方和老同志团结，把工作干好。朱光接过这些，揣在怀里，继续南下。 广州解放是10月14号，朱光率两百多干部进城，任军管会副主任、副市长，帮叶剑英接管市政。城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敌伪财产乱七八糟，他带头清查登记，逐户翻卷宗，稳住市场，避免通货膨胀。次年升市长，他抓重建，一天到晚巡视街巷，指挥工人修路搭桥，公共汽车铃声又响起来了。为防洪水，他推动挖麓湖、流花湖等人工湖，工地热火朝天，水位一升，他就亲自查看闸门。工业上，他建广州造纸厂、重型机器厂，技工调试机器时，他弯腰检查，确保运转顺溜。交通恢复快，桥梁钢梁焊好，车流顺畅了。朱光在广州干了11年，从副市长到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实打实贡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