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谢正光〈从明遗民史家对崇祯帝的评价看清初对君权的态度〉
崇祯死前一句“皆诸臣误朕”的话，很博得取代了明朝的征服者的同情。李自成登极诏里便说：
君（崇祯）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清初诸帝对崇祯更是维护备至。康熙首先指出遗民史家所持“崇祯为独夫以致明亡”一说的不妥当，而确定帝王的乾纲独断是一件好事。他说：
明代诸帝，乾纲独断，而权奸不敢上侵，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
康熙也不同意“明亡于崇祯之信任宦官”的说法：
崇祯之铢锄宦官，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耶？
康熙承认崇祯“乾纲独断”，但却不以为这是明亡的原因；他也不否认崇祯晚年重用宦官的事实，但却否认宦官足以亡国。就他看来，明亡的原因是朋党而崇祯罪不与焉。这个说法和遗民史家的持论是针锋相对的。
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完全承袭了康熙的意见。《明史·庄烈帝本纪》凡二卷，但对遗民史家所指出崇祯的种种“失政”却只字不载。《本纪》末附的赞，全文说：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而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制置乖方，诈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迄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这篇赞无疑是清廷对崇祯的“官方评论”。细读之下，可见满清对崇祯是褒多于贬的。就清廷的观点看来，崇祯是一个“慨然有为”之君，在位十七年中，无时不“殚心治理”；明亡的主因，在于将骄卒惰，崇祯之任用宦官，只是明亡的次要原因而已。
然则，崇祯何有于满清而博得这样的维护?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康熙之极力主张明亡于朝臣的党争，和康熙中的南北党争有关。所谓“借古讽今”，康熙实际上是以明末史事来训诫他自己的大臣。
更重要的是，康熙之所以维护崇祯，其目的不在于维护崇祯个人的人格与才能，而在于维护崇祯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其道理和遗民史家之所以攻击崇祯是相同的。
……
国史上历朝的末代帝王，总是惯例地被新兴王朝攻击一番。自《书经》和《史记》把夏桀和商纣描写成典型的“亡国之君”，唐代以来的官修史书，便一贯地利用这个“桀纣”的模型，套之于末代帝王的身上，以表明新兴王朝的“天命攸归”。像《隋书》里的隋炀帝和《元史》的元顺帝，都是明显的例子。而崇祯以一末代帝王，却得新兴王朝的维护，而反被自认为忠于明朝的遗民史家所攻击，这无疑是史学史上仅有的例外。
清廷维护崇祯，自与清承明统的特殊历史情况有关。因为满清入关，其理由是“为大明复仇”；多尔衮攻下北京后即为崇祯发丧建陵，典礼优加，这固然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满清向天下表明大明是亡于流寇的手上。清代的继承明统，既然与汉唐的取代秦隋不同，满清也就无须以崇祯的“失德”为理由来替新政权辩护，而官修明史中的崇祯，也就不必是前史的“亡国之君”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清代以前的史家，视历来的“末代帝王”为“失德”的统治者的具体代表，而在清初人的眼中，崇祯所代表的却是一种中央集权、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清廷要维护此一制度，故不惜维护此一前代帝王，而明遗民史家因反对此一制度，乃不得不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因此清初对崇祯评价的相歧，其实是对君权问题的一场争论，和双方对崇祯在情感上的怀念和同情是无关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