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华说:虎头豹尾麻秆腰！《李自成》三、四卷之间缺失了一些关键情节！笔者认为他所说的 “缺失关键情节”，集中体现在《李自成》从 “北京兴衰”到 “转战南方”的过渡阶段，小说在人物动机、事件因果、历史逻辑上存在明显断层，主要表现为三个 “衔接空白”： 第三卷结尾，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撤离北京，此时起义军仍保有数十万兵力，且控制着山西、陕西等根据地，其后续战略选择本应是情节核心。但小说第四卷开篇，直接跳转至李自成率部转战湖北，对 “为何放弃西北根据地”“南下决策如何制定”“军中高层是否存在分歧” 等关键问题，几乎未做交代。历史上，李自成撤离北京后，曾在山西、陕西与清军反复拉锯，刘宗敏、李岩等核心将领对战略方向存在明显争议，这种内部博弈既是农民军阶级局限性的体现，也是推动 情节发展的关键冲突。但小说将这一阶段简化为 “被动撤退”，导致战略转向缺乏合理动机，人物决策沦为 “情节推进的工具”。 第三卷中的李自成，虽已显露骄傲自满的倾向，但仍保有 “体恤百姓”“重视人才” 的特质；而第四卷中的李自成，却突然变得多疑、残暴（如误杀李岩、纵容军纪涣散），这种性格突变缺乏铺垫。历史上，李自成的心态变化与 “北京溃败”“根据地丧失”“军心涣散” 等多重打击直接相关，尤其是李岩的 “请命抚豫” 与清军的紧追不舍，加剧了他对部下的猜忌。但小说在三、四卷间，既未描写李自成在兵败后的心理挣扎，也未呈现李岩与他的矛盾升级过程，导致人物性格转变生硬，违背了 “性格决定命运” 的文学逻辑 。 第三卷中，李自成虽撤离北京，但 “均田免赋” 的口号仍在民间有一定号召力；而第四卷中，起义军在湖北、湖南遭遇百姓抵制，甚至出现 “民怨沸腾” 的场景，这种 “民心反转” 缺乏过程铺垫。历史上，起义军撤离北京后，因粮草短缺多次劫掠地方，军纪涣散的问题逐渐暴露，加之清军推行 “剃发令” 时对起义军的污名化宣传，才导致民心逐渐丧失。但小说在三、四卷间，既未描写起义军劫掠百姓的具体场景，也未展现民间舆论的变化过程，直接将 “民心丧失” 作为既定事实呈现，使得这一情节失去了历史真实感 —— 读者无法理解，曾被百姓拥护的 “闯王”，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失去民心，这也弱化了小说对 “农民军阶级局限性” 的批判力度。 在《李自成》所塑造的众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中，崇祯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在姚雪垠的笔下，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昏庸无道之君，相反，他即位之初，便展现出了想要力挽狂澜、重振大明江山的决心和抱负。他勤奋理政，常常夜以继日地批阅奏章，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明朝积重难返的局面。然而，他的性格缺陷却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阻碍。 崇祯刚愎自用，对自己的判断过度自信，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在面对李自成起义军和清军的双重威胁时，他常常独断专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例如，在与李自成的多次交锋中，他不听从将领们的合理建议，盲目指挥，导致明军多次失利。他还多疑猜忌，对大臣们缺乏信任，频繁更换内阁大臣和军事将领，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政治局势愈发不稳定。据小说中描述，崇祯仅凭大学士刘宇亮一纸 “激昂慷慨” 的奏疏，就头脑发热，立刻决定派刘宇亮代替具有丰富戎边作战经验的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丝毫不管刘宇亮只是个能与家僮击剑比武为乐的文臣，这一决策最终导致了军事上的失利 。 同时，崇祯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日益壮大，明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时，他不是反思自己的政策和决策，而是一味地指责大臣们无能。在城破之际，他在绝望中自缢于煤山，临终前还感叹 “诸臣误我”，将明朝灭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大臣们 。 尽管崇祯有着诸多性格缺陷，但姚雪垠并没有将他简单地刻画成一个反面人物，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崇祯在生活中也有着温情的一面，他疼爱自己的子女，对皇后和妃子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崇祯到承乾宫，与活泼可爱的五皇子与美丽多才的田妃在一起时，他尽情地享受了一番人伦之乐。 当看到五皇子跌了一跤还咯咯地笑时，他哈哈大笑，把五皇子 “抱在膝上，亲了一下他的红喷喷的胖脸颊”，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城破之际，崇祯决定身殉社稷，在将太子与永、定二王送出宫之前，他亲自 “用颤抖的双手替太子系衣带，一边系一边哽咽地嘱咐” 太子，教他们要隐姓埋名，碰到什么年纪的人该怎样称呼，提醒他们出宫后要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此时的崇祯，已经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言语之间流露出的父爱，对儿子们的怜惜与生死别离之情真挚可感，催人泪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