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

他曾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的伟大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 早年间的彭桓武，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才”：15岁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不到20岁就进了清华研究院，还跟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一起被称作“清华四杰”。 后来他又去了国外，成了理论物理学大师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弟子，跟“原子反应堆之父”费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这些科学界的大人物师出同门。 在国外那些年，他研究晶格动力学、分子运动论，还碰了场论、固体物理，不光拿了哲学博士学位，还跟海特勒、汉密特一起搞出了HHP理论，把宇宙线现象解释得明明白白。 再后来回爱丁堡大学独自研究，又拿了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还跟波恩一起得了爱尔兰皇家学会的奖，在国际物理学界早就有了自己的位置。 可二战一结束，彭桓武就跟在法国的钱三强约好，回国后要拉上志同道合的人，让祖国借着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变强。 那时候回国的船票不好弄，正巧他一个同学在英军做事，他就借着这层关系搭英国海军的军舰，1947年底总算踏上了回国的路。 1948年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当会员的时候，他已经在云南大学教书了。 有人问他为啥放着国外的好日子不过要回国，他就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回到祖国后，彭桓武1949年到了刚解放的北京，跟钱三强重逢，听说要成立近代物理所，他一下子就来了劲。 俩人商量着先从教育下手，解决物理学人才不够的问题，他就回了母校清华大学，在国内第一次开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教出了周光召、黄祖洽、于敏这些后来的核物理骨干。 到了1960年夏天，苏联专家突然撤了，撕了协议，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这节骨眼上，彭桓武放下自己熟门熟路的领域，一头扎进了核武器这个神秘领域，全身心扑在理论攻关里。 他跟王淦昌、郭永怀三位科学家受命去核武器研究所，周总理还在中南海接见过他们，问他见没见过原子弹、懂不懂原子弹，他用东北话实诚回答： “谁见过那玩意儿呀”“谁懂那玩意儿呀”，可背地里早就开始研究。 朱光亚后来都说，彭桓武没调过去的时候就开始出主意，大家常去原子能所找他请教。 搞核武器研究，难就难在国外把技术捂得严严实实，好多重要的物理现象、规律还有计算方法，都得自己摸索。 彭桓武想了个办法，让大家每个星期一上午开专题研讨会，不管是有名的老科学家还是刚毕业的年轻人，都坐在一起研究难题，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会议室的黑板上，公式写了又擦，计算结果算了又否，就这么一点点抠。 他也从不拿自己当大科学家，看见年轻人考虑不周全，就提想法；有时候在黑板上写一串公式帮年轻人打开思路，还总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就靠着手头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他带着大家把复杂的方程组简化了，算出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大致情况。 还把反应过程分成了不同阶段，找出了决定每个阶段特性的关键物理量，为搞懂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帮了大忙。 1963年3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总算出来了，后来这个理论设计还拿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规定，一等奖的金质奖章该给名单里第一个人，可所长把奖章送给他的时候，他却不肯要：“这是集体的功劳，不能我一个人拿。” 后来他虽然接了奖章，却让所长带回去放在研究所，还给所有人写了两句话：“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其实彭桓武这一辈子，藏着太多值得琢磨的地方。 他放着国外的学术地位、高薪和安稳日子不过要回国，是心里装着祖国。 早年间北平沦陷的时候，他带着砒霜准备宁死也不做顺民，那种民族气节早就刻进了骨子里。 所以在他看来，学了本事就该回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用找理由；反倒是放着祖国不管留在国外，才需要跟人解释。 这种想法，跟现在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挑三拣四的样子比，更显得出他的纯粹：他的回国，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就是单纯觉得“祖国需要，我就该回来”。 他本来在熟悉的领域里已经做得很好了，可国家一有需要，立马就跨界。 国外不透露技术，他就带着大家自己闯；设备不够好，就用“穷人的办法”想窍门，最后硬是没让数学计算拖了实验的后腿。 他90岁的时候还发表广义相对论论文，临终前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50万元积蓄都捐了出去，一辈子都在践行“科学报国、淡泊名利”这八个字。 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孤岛，而是托举国家前行的脊梁；真正的爱国，也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把每一步选择都踩在祖国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