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女乞丐来到政府门口被拒，她却说：我不是来乞讨的，我是来找县委书记上交黄金的。 1939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刚进入相持阶段，战场上的枪炮声才歇了些，平江这片红色土地就被一场血案打破了平静。 国民党顽固派不管民族大义，偷偷包围了新四军驻平江加义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就是在这场突袭里被杀害的，那年他才42岁。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写《必须制裁反动派》，三次提到涂正坤的名字，足见这场牺牲有多让人痛心。 就在涂正坤被害这天，他的妻子朱引梅正在街上忙着给孩子捡药，十个月大的儿子涂明涛还留在家里。 她心里又急又怕，一边惦记丈夫，一边担心孩子，好在房东邓选臣夫妇心善，看见匪徒冲进来，赶紧把明涛抱过去，匪徒问起就说：“这是我女儿的孩子。”硬是把孩子护住了。 后来当地群众又帮着把朱引梅藏进一户人家的铺房，到了傍晚，党组织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回了谢江荷包洲，这才让母子俩逃过一劫。 等混乱平息些，朱引梅清理丈夫遗物时，发现了两样重要东西：一大包没来得及分发的法币： 那是通讯处几十人的当月薪俸，还有一斤多黄金，是涂正坤保管的党的活动经费，她没多想，先设法找到侥幸脱险的留守处负责人黄耀南，把法币全交了过去。 至于那些黄金，她心里清楚，自家从来没这么多钱，这肯定是公家的，是党的经费，就算现在和组织断了联系，也得好好护着。 她找了件旧衣服，把黄金缝在里面，贴身绑在身上，就像护住了丈夫没说完的话、没做完的事。 从那天起，朱引梅的日子就成了“颠沛”两个字。 为了躲着反动派“斩草除根”，她抱着孩子往湘鄂赣三省跑，平江、浏阳、通城、通山这些地方，都留下过她乞讨的脚印。 住的地方没个准儿，有时是破庙里漏风的角落，有时是牛棚里堆干草的地方；吃的更是没着落，运气好能帮人做点针线活换口饭，运气差就只能捡破烂、挖野菜，实在不行就沿路讨米。 孩子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小脸瘦得只剩骨头，她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可手摸到贴身的黄金，就从没动过一点念头。 就这么熬了十年，1949年7月，平江终于解放了。 这时候的朱引梅才39岁，可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牙齿掉了好几颗，腰也弯得直不起来，看着比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显老。 她没顾上歇口气，第一时间就抱着包袱找到县委书记齐寿良。 见到人，她解开包袱，撕开里面那件旧衣服，把带着自己体温的黄金递过去，说： “齐书记，涂正坤牺牲时，湘鄂赣特委留下12两黄金，我藏着它讨米十年，一分没动，今天全部上交；还有4两，是我做童养媳时的嫁妆，这十年我没交过党费，现在一起交了。” 齐寿良当场打了收条，派人把黄金送到人民银行金库，这事当时就像件平常事，慢慢被大家淡忘了。 直到1995年，平江县委搞房改，要求住机关宿舍的干部交钱买房。 80多岁的朱引梅靠着烈士遗属补助过日子，儿子涂明涛身体又不好，拿不出这笔钱。 她当着领导的面说：“我一辈子公私分得清清楚楚，从没起过歪心，不然当年那一斤多金子就不会上交了。” 这话一出口，大家才知道她当年背着黄金讨饭的故事，组织查证后，省财政厅特意批了钱帮她买房，也算是给这位老人一点迟来的补偿。 朱引梅守的哪里只是十二两黄金？那是共产党人最金贵的“公私分明”。 兵荒马乱的年月，黄金能换粮食、能换安稳，能让饿肚子的孩子吃上口饱饭，可她心里有杆秤：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碰。 涂正坤没来得及跟她交代黄金的事，可他一辈子对党忠诚的样子，早刻在了朱引梅心里。 她自己是老党员，知道党费是党员的责任，就算颠沛十年，也得把这笔账补上。 这种清醒，不是靠什么大道理，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要本分，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可在绝境里能守住这份本分，就比黄金还珍贵。 还有那十年的苦，不是一天两天的难，是三千多个日夜的熬。 没地方住、没东西吃，还要躲着敌人，带着年幼的孩子，换谁都可能撑不下去，可朱引梅撑下来了，靠的就是坚定的“信仰”： 她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信丈夫走的路是对的，信自己护着的这笔钱，总有一天能交到组织手里。 朱引梅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手里的财富，是心里的那份本分和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