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而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坚持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6年中国科学界有个大事，一边是中科院的王贻芳院士，说“必须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不建咱们就得落后三十年。” 另一边是拿过诺贝尔奖的杨振宁，顶着好多批评说：“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这事不是小打小闹，俩人都是科学界的大人物，王贻芳是搞中微子研究的，带着团队在大亚湾做实验拿过国际大奖。 杨振宁更不用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靠“宇称不守恒”理论震惊世界，一辈子见了太多科技发展的门道。 他们吵的不是“要不要搞科技”，而是“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最后政府还是决定先把钱投去基础教育。 这场争议虽然暂告一段落，但里头藏着的中国科技发展的门道，值得好好说道说道。 王贻芳想建对撞机，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太清楚这种大装置的分量了。 当时刚发现希格斯粒子，全世界都想在粒子物理这块儿抢先机，欧洲的对撞机忙着升级，美国因为以前搞砸过类似项目不敢轻举妄动。 咱们要是趁这时候建起来，就能成全球科学家的聚集地，几千号顶尖人才过来干活，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话语权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而且建对撞机不是光搞物理，还得突破好多硬技术，比如能扛住极低温的超导磁铁、精度极高的超构材料零件，这些技术搞透了，能带动咱们的精密制造、低温工程一起升级，等于给好多行业打了强心针。 在他看来，这是个“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机会，抓住了就能让中国在粒子物理领域从跟跑变成领跑，所以才说“不建要落后三十年”。 可杨振宁不这么看，他的担心全是从实际出发。 他亲眼见过美国的教训，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也想搞大型对撞机，一开始说要花四十四亿美元，后来越算越多涨到一百一十亿。 最后钱不够干不下去了，工地成了烂摊子，钱全打了水漂。 咱们那时候人均GDP还没巴西、马来西亚高，老百姓的日子还在往好里奔，两千亿不是小数目，要是全投到对撞机上，其他领域的钱就少了。 这些领域咱们本来就比国外弱，再被挤掉资源，差距只会更大。 更关键的是，就算建好了，咱们能主导吗？他拿欧洲的对撞机举例，那里六千多个研究者，中国科学家没占多少，最后拿大奖、出核心成果的也不是咱们，等于咱们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嫁衣”。 在他眼里，中国科技当时最缺的不是大装置，而是能撑起这些装置的人，没人再好的机器也白搭。 不管搞多高端的科技，最后都得靠人，而人的本事，大多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 你看那些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好多都是中小学阶段把数理化学得扎扎实实的，比如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就是靠早年的物理底子，才从不一样的角度解开了生物难题。 杨振宁自己也常说，当年在西南联大跟着老师学的那些基础课，是他后来搞研究的本钱。 咱们改革开放后能有今天的科技底子，靠的就是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培养出的第一批科技人才。 2022年咱们搞研发的人有六百三十多万，数量全世界第一，这都是基础教育攒下的家底。 可问题也摆在这里：咱们搞研发的人多，但真正顶尖的少，一百个人里未必有一个；老百姓懂科学的比例也低，美国都有28%，咱们才14%多点。 农村的孩子要是没机会学好数理，咱们就少了一半的人才苗子，所以把钱花在让更多孩子爱上科学、把基础打牢，比建个大装置更实在，这才是“钱花在刀刃上”。 正因为看清了这个理，政府最后没急着建对撞机，而是把钱往基础教育上倾斜。 这不是不搞粒子物理了，而是不冒进。 现在教育经费一年比一年多，2023年总共有5.3万亿，一半多都花在基础教育上，学校里的实验室多了，科普课也多了，好多农村孩子也能亲手做科学实验。 粒子物理也没放下，搞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这种规模适中的项目，慢慢积累技术和人才，等以后咱们的人才梯队够强、经济实力更足，再建大对撞机也不晚。 科技发展从来不是急着搭高台，而是先把地基打牢，地基里的每一块砖，都是孩子们课堂上学的公式、实验室里做的小实验，都是农村学校里新增的电脑和仪器。 这些砖够多够结实，未来才能建起真正属于中国的科技高楼，才能不管搞对撞机还是探火星，都有自己的人、自己的技术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