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莫斯科的寒冷审判厅里，李德因其在“反围剿”中的惨痛失误，面临共产国际的严厉审查，刘亚楼，作为那场审判的重要证人，站在台上，情绪激昂地对李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 第五次反围剿就是李德大显身手的“舞台”。1933年秋天，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飞机大炮齐上阵，封锁中央苏区。李德主张在国门外迎敌，喜欢打那种死守堡垒的消耗战。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劝他，别硬扛，用运动战和游击战避开敌锋芒，可李德不听，一意孤行。广昌保卫战就是典型例子，红军死守城池，国民党飞机轰炸，炮火连天，红军战士冲锋时成片倒下，伤亡上万，最后还是撤了。这仗打得红军元气大伤，根据地从江西大片土地缩水到弹丸之地。李德还觉得这是“正规战”的胜利，哪里知道这套欧洲规矩在中国就是自掘坟墓。整个反围剿过程，红军从八万多人打到两万多，损失了六万多骨干，李德这顾问当得，简直是雪上加霜。 长征开始后，李德还握着指挥权，刚出湘江，他就下令消极避战，结果红军绕道迷路，掉进泥沼，丢下大批辎重和伤员。湘江战役，红军渡河时国民党火力封锁，损失惨重，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李德在后方划地图，指挥部里转悠，前线战士却在枪林弹雨中拼命。这时候，党内对他的不满像火山一样憋不住了。遵义会议上，大家终于爆发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轮番发言，点出李德军事教条主义的问题。会议结果，李德指挥权被剥夺，军事顾问位置也悬了空。红军从此转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路甩掉追兵，胜利抵达陕北。 李德虽然丢了权，但没马上滚蛋，他留下来当“观察员”，跟着红军走完全程长征。这一路上，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的顽强，雪山草地过得有多苦，也看到毛泽东指挥的灵活性。到了陕甘根据地，李德开始教军事课，窑洞里点油灯，讲苏军战术，但慢慢地，他接触中国革命的实际，认识到自己那套不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德还在延安帮忙，但党内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名声差，脾气大，总爱骂人，还传出些作风问题，比如追女人、摆架子啥的。朱德带兵打鬼子，他还当面指责朱德“油滑”，不听他的命令。这话传开，红军干部谁不窝火？ 1939年，共产国际发电报，让他回莫斯科汇报。李德坐船从上海出发，心里估计有数，但没想到一到就摊上大事。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直接对他审查，时间是12月，地点莫斯科。审查会除了监委会成员，还有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这些中国同志，师哲负责翻译。这事不是小打小闹，是共产国际根据中共意见，严肃处理李德在中国犯的错。毛泽民早几个月就写了报告，点出博古和李德的军事失误，刘亚楼、林彪也联名上报，列举李德瞎指挥导致的损失。 刘亚楼是审查会上第一个发言的证人。他1910年生在福建武平一个穷山村，早年光脚在田里干活，1929年投身红军，从通讯员干起，很快就升到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长征中，他率部过湘江、雪山、草地，亲历血战，积累了真刀真枪的经验。到了陕北，他管整编工作，1938年去苏联治旧伤，顺便参与国际事务。刘亚楼这人直性子，战场上勇猛，会议上不拐弯，审查会上他直奔主题，先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李德不懂中国山川，就让红军在平地跟国民党硬拼，广昌一仗阵地战打成死局，战士们白白送命。然后他讲长征初期，李德避战策略让部队迷路，损失骨干。接着，刘亚楼还点出李德的坏脾气，在延安骂朱德“老油条”，仗着顾问身份耀武扬威，还作风不正，名声臭了。刘亚楼这些话说得重，句句戳痛处，审查员们听着都点头。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胳膊还裹着绷带，语气稳当，先肯定李德来华的热情，但强调军事要结合国情，不能生搬硬套。任弼时和毛泽民也补充细节，毛泽民的报告早铺垫好了，列出李德在反围剿中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保守主义”的双重错误。审查持续好几天，李德自己也写了检查，但有不实之处，比如推卸责任，说损失是中共自己的锅。监委会主席是个德国人沃洛列，对李德有点倾向谅解，但程序得走。整个过程，共产国际听取了中方意见，严谨处理这国际事件，毕竟李德是他们派去的，丢脸也丢到家了。 审查结果出来了，李德有错，但免予处分。理由是，他只是顾问，没决策权，中国革命的责任在中共自己，共产国际不宜重罚。这处理听着轻，但实际是变相否定李德在华工作，他被禁止再管中国事务，还得对经历保持沉默。回想起来，这结果还算公道，共产国际没护短，但也没赶尽杀绝。
